易华伟亲自定下基调：“格物致用”。天工院不仅是顶级工匠的殿堂，也吸引了大量对自然之理有兴趣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农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改良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使得书籍成本大降，知识传播加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虽未大规模军事化，但其开山掘矿的用途已被重视。对于各种“奇技淫巧”，只要证明有实用价值，便能得到赏识甚至封赏，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持续近二十年的总体和平、生产发展、医疗改善（惠民药局体系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导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
定鼎初年，帝国人口约在五千万左右（经过战乱恢复），至定鼎二十年，经过多次普查统计，在籍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并且仍在以每年数百万的净增数迅速攀升。巨大的人口既是压力，也提供了无尽的劳动力与市场，更支撑起庞大的常备军与官僚体系。
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神都洛阳、西京长安居民皆逾百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巨城。市民阶层壮大，文化生活丰富，戏曲、说书、杂技等娱乐行业兴盛。虽然土地兼并随着经济发展已有苗头，但均田令的底线、活跃的工商业以及不断向边疆移民的政策（朝廷鼓励百姓前往辽东、河套、西域等地垦殖，给与土地、免税等优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部人口压力。
至定鼎二十年，华帝国已步入其第一个鼎盛期。这是一个疆域空前潦阔、中央集权高效、经济充满活力、文化自信开放、科技稳步前行、人口繁庶无比的超级帝国。
易华伟凭借其穿越者的先知与铁腕，成功地将一个古典帝国拔升到了接近其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所能承载的效能极限。帝国的官僚机器在精心设计的制度下有条不紊地运转，四方的贡赋与商税如同血液般源源不断导入中枢，支撑着庞大的开支与建设。
当然，盛世之下亦有隐忧。庞大的官僚体系难免滋生腐败与惰政，尽管监察院权力巨大，但猫鼠游戏从未停止。
边疆地区的统治成本高昂，民族融合过程中偶有摩擦。人口爆炸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压力开始初步显现。帝国与西邻萨珊波斯的关系在边境稳定后，随着商路竞争与势力范围的微妙重迭，也逐渐变得复杂。
但无论如何，在定鼎二十年的这个节点上，华帝国尤如一轮正当午时的烈日，其光芒普照之处，万物竞发，气象万千。
……………
定鼎二十一年，春。
岭南道，邕州（今南宁）西南，左江之畔。
岭南的春天来得早，却并不总是意味着明媚。时值三月，淫雨霏霏已连绵半月，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河谷盆地浸泡得如同巨大的、潮湿的苔藓毯子。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混杂着腐叶、淤泥、瘴气，以及某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气息。
远处，喀斯特地貌特有的青灰色石峰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如同沉默的巨兽脊背，冷漠地俯瞰着这片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没有确切的地名，官方文书上称之为“思过里”，当地俚僚（壮族先民）则因其聚居着一群特殊的“北边来的贵人囚徒”，称之为“鬼哭峒”——并非真有鬼哭，而是指这些外来者常年面色凄惶，低声啜泣如鬼魅。
一片低矮、杂乱、显然缺乏统一规划的屋舍，紧挨着左江一条浑浊的支流散布开来。房屋多是就地取材，以竹木为骨，糊上黄泥，顶上复着厚厚的茅草或捡来的破碎陶瓦，勉强遮风挡雨。
不少屋舍因连日阴雨，墙壁洇出深色的水渍，茅草顶棚耷拉着，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屋舍之间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被无数双沾满泥浆的脚踩踏得坑坑洼洼，积着一汪汪浑浊的泥水，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此地便是李氏家族，前唐皇室及其内核宗室、部分死忠重臣后代的流放聚居地。自定鼎元年李唐复灭，他们被分批迁徙至此，已整整二十一个春秋。
晨，卯时初刻。
天色依然昏暗，雨势稍歇，转为恼人的牛毛细雨。湿冷的空气如同无形的冰针，穿透单薄的麻布衣衫，刺入骨髓。聚居地东头，一座相对“规整”些的竹木屋里，透出一点昏黄如豆的油灯光。
屋内陈设简陋到了极点。一张粗糙的原木桌，几张吱呀作响的竹凳，一个陶土垒砌的简易灶台，角落里堆着些农具和柴火。墙壁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衣物。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草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衰败气息。
李渊，这位曾经开创大唐基业、君临天下的高祖皇帝，如今正蜷缩在一张铺着干草的旧竹榻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而硬、早已失去原本颜色的旧棉被。他须发尽白，稀疏杂乱，如同深秋的枯草贴在布满深壑皱纹的脸上。曾经锐利有神的眼睛，如今浑浊不堪，眼窝深陷，时常失神地望着漏雨的屋顶，或是墙角爬过的壁虎。
他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苍老，腰背佝偻得厉害，瘦骨嶙峋的手背上青筋与老人斑交错，微微颤斗着。
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不仅摧垮了他的身体，更彻底磨灭了他最后一丝属于帝王的精气神。最初的愤怒、不甘、屈辱，早已被无尽的恐惧、忧虑、悔恨所取代。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唐国公、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