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腿上还有弹片。”赵先生声音硬邦邦的，“他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不说自己被骗，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不起老兵的脸。他在大桥底下住了三天，说‘没脸回家’。第四天，清洁工发现他时，身体都僵了，手里还握着我的照片。”
他站起来，指着危暐：“我爸战场上没死，死在你们这些骗子手里！你们比敌人还狠，敌人要命，你们要命还要脸！”
九个家庭，九段陈述。当最后一个家属说完时，法庭里已经泪流成河。连法警都在偷偷抹眼泪。
危暐全程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一度达到140，血压飙升到危险值。医生准备介入，但他摆手拒绝。
当家属陈述全部结束时，周正明法官问：“被告人，你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镣铐哗啦作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直起身时，他满脸泪水。
“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罪，用我的命也还不清。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
（五）张斌作证：从儿子到守护者
“传唤证人张斌。”
张斌站起身。他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父亲留下的领带。走过通道时，几个死者家属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一刻，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宣誓后，张斌没有立即开始陈述。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将父亲的遗像放在证人席上。他不是证人，但他是这一切的起源。”
周正明法官沉吟片刻，点头允许。
张斌将父亲遗像端正放在桌上，然后才开始。
“我父亲张坚，如果活着，今年六十四岁。他应该已经退休四年，在小区里下棋、遛弯，和我母亲吵架又和好——虽然我母亲十年前就去世了。周末，他可能会来北京看我，抱怨房价太高，催我结婚生孩子。”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但他没有活到六十四岁。他死在五十九岁，死在还有五个月退休的时候，死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油料仓库。”
张斌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不是法律文件，是生活痕迹。
“这是他的工作笔记，从1978年参加工作到2019年，四十一本。每本扉页都写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这是他的体检报告，高血压、糖尿病，医生让他休息，他说‘站完最后一班岗’。”
“这是他给我寄钱的汇款单，从1998年我上大学到2019年，一共七十三张，总额二十八万六千元。他自己穿三十块钱的衬衫。”
“这是他最后发给我的短信：‘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发送时间：2019年8月22日晚上九点十七分。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还没决定自杀。”
法庭里只有张斌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
“很多人问我：你恨吗？恨。但不是恨一个人，是恨一个系统——一个能把好人逼死的系统。危暐设计的技术系统是硬件，但社会的漏洞、制度的缺陷、人性的弱点，是软件。硬件加软件，才组成那台杀人的机器。”
他转向危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正明法官点头允许。
“在你优化的‘压力计算模型’里，有没有加入‘强制终止’功能？就是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自动切断诈骗进程，甚至反向提醒受害人‘你可能正在被骗’？”
危暐沉默了几秒：“没有。因为诈骗集团不会同意。”
“所以你知道这个功能该有，但没有做。”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那份工作，需要那份收入。”危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对自己说，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我做了，至少能控制不做得太过分。但这只是自我欺骗。”
张斌点头：“我父亲被骗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冒充纪委的人说‘这是对你的测试’。他知道我父亲最怕什么——怕给组织添麻烦，怕晚节不保。你们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看向全场：“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家属，也作为反诈项目的工作者。我父亲的死教会我一件事：仇恨只能毁灭，建设才能拯救。我恨危暐，这是真的。但我要用这种恨做燃料，去完善反诈系统，去教育更多人，去堵住制度漏洞。”
他最后说：“审判长，我不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只想说：无论判决如何，我都将继续我的工作。因为每阻止一起诈骗，每保护一个家庭，都是对我父亲的一点告慰。而危暐的赎罪，如果真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至少他的余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