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方向。”
他走回座位时，旁听席爆发出掌声。不是庆祝，是对一种超越仇恨的勇气的致敬。
（六）辩护与反驳：技术的“中立性”之辩
辩护律师起立，开始了艰难的抗辩。
“尊敬的合议庭，我们承认被告人罪行重大。但请允许我们指出几个关键事实：第一，被告人主动回国自首；第二，他提供了关键线索，协助破获多起重案，挽回数亿元损失，阻止上百起诈骗；第三，他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并愿意在服刑期间继续贡献技术能力。”
老律师推了推眼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技术本身是否具有犯罪属性？被告人设计的系统，理论上也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比如，同样的画像技术可以用于寻找走失老人，话术分析可以用于心理热线，压力模型可以用于危机干预。”
公诉人立即反驳：“但事实上，这些技术被专门设计用于诈骗。辩护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被告人不仅是设计者，是诈骗集团的正式成员，参与分成，参与决策。他设计系统是根据诈骗集团的‘需求反馈’不断迭代的。这好比一个人专门为杀人犯定制了一把更锋利的刀，然后说‘刀是中立的’。”
“但被告人后期有明显的转变。”辩护律师坚持，“他回国后，主动配合，积极赎罪。这在量刑时应当考虑。”
“赎罪不能抵消罪行。”公诉人声音严厉，“九条人命，五十多亿损失，两千多个破碎家庭——这些伤害是永久的。被告人的赎罪行为值得肯定，但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否则，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犯罪后‘做点好事’，然后要求轻判。”
辩论陷入僵局。周正明法官看向专家证人席：“技术专家有何意见？”
张帅帅起立：“从纯技术角度，危暐的能力确实独特。他对诈骗技术的理解深度，超过我们团队任何人。如果他能将这种‘深度’用于反诈，理论上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率。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绕过防护系统。”
曹荣荣补充：“从心理学看，危暐的悔罪是真实的，但他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他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希望通过拯救他人来拯救自己。这既是赎罪的动力，也可能导致新的问题：他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而冒险甚至违规。”
沈舟说：“所以关键不是‘用不用他的能力’，是‘怎么用’。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他的能力被安全地转化为社会价值。”
（七）韦晖的远程证言：镜子里的倒影
下午四点，法庭接通了监狱视频系统。韦晖将在监狱内远程作证——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正在服刑的罪犯为另一个罪犯作证。
画面出现时，韦晖穿着囚服坐在监狱的审讯室，面部做了模糊处理，但声音清晰。
“我和危暐走的是相似的路，但方向不同。”韦晖的开场白简洁而深刻，“我们都曾是诈骗集团的技术核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区别在于，我是在被抓后才开始赎罪，而他是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案。”
周正明法官问：“从你的角度看，危暐的悔罪是否真实？”
“真实。”韦晖肯定地说，“我能从他的技术选择中看出变化。他最近写的反诈算法，和他以前写的诈骗算法，在底层逻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保护，后者是伤害。这种转变需要巨大的心理突破。”
“你们在监狱里有交流吗？”
“通过监控下的书面交流。我们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赎罪的意义。”韦晖停顿了一下，“危暐问我：如果一个人犯下重罪，还有没有资格做好事？我说：不是有没有资格，是必须做。因为做坏事欠下的债，只有通过做好事来还。还得清还不清是另一回事，但必须还。”
法庭里很安静，所有人都认真听着。
“关于他的技术能力，”韦晖继续说，“我认为可以在严格监控下利用。我在监狱里参与‘技术赎罪计划’，模式是：开发算法，但不接触实际数据；产出成果，但不影响减刑。这很艰难，但有效。因为你知道你在赎罪，但不是在交换自由。”
公诉人提问：“你不担心他会再次作恶吗？”
“担心。所以需要制度，而不是信任。”韦晖回答，“我在监狱里，所有操作都被监控，所有产出都被审查。危暐也需要同样的监管，甚至更严格。因为他的能力更强，风险也更大。”
辩护律师问：“这种‘技术赎罪’对社会有意义吗？”
“有。”韦晖肯定地说，“过去六个月，我参与开发的反诈算法，已经集成到‘坚飞守护系统’，拦截了三百多起诈骗。如果危暐的能力被安全地应用，这个数字可能翻几倍。这不能抵消我们的罪行，但能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视频结束前，韦晖最后说：“审判长，我还有一个观点：对危暐这样的高智商罪犯，单纯的监禁可能是一种浪费——不仅是浪费他的能力，更是浪费了社会从他罪行中学习、改进的机会。让他在监控下赎罪，既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社会损失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