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监督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审核各种项目。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敏感议题：能否使用社交媒体的公开数据，预测一个人被骗的风险？
“技术上完全可行。”程俊杰演示模型，“通过分析一个人的发文内容、社交圈子、消费习惯，可以评估其心理脆弱性和受骗风险。
曹荣荣反对：“这是典型的‘预测性警务’思维，会给人贴标签，制造歧视。一个经常发养生文章的老人，可能被标记为‘保健品诈骗高风险’，但这侵犯了他的隐私和尊严。”
沈舟提出折中：“能不能做成自愿参与的‘个人风险评估’？用户主动授权数据，系统给出风险报告和防护建议，但不与任何第三方共享。”
讨论了两个小时，最终通过了沈舟的方案，但加了一条限制：所有数据必须在用户设备端处理，不能上传到服务器。
散会后，张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危暐的妹妹，危芸。
（八）加拿大来电：当前妻与妹妹的请求
危芸的声音很平静：“张先生，我和林薇想回国，带着小哲。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帮助？”
“我们在申请证人保护，因为担心‘教授的学生’的余党报复。但加拿大警方效率很低，程序要走几个月。”危芸说，“林薇很害怕，她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们。”
张斌理解这种恐惧。“教授的学生”虽然被捕，但他的“数字正义联盟”还有余党在活动。暗网上偶尔还有他们的宣言。
“我可以联系国际刑警，加快程序。但你们确定要回国吗？国内可能也不安全。”
“我们想好了。”危芸说，“小哲需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而且……我想带哥哥的遗物回国，给他立个衣冠冢。他不配墓碑，但我作为妹妹，想有个地方祭拜。”
这个请求很人性。张斌答应了。
三天后，他通过研究院的渠道，联系了国际刑警组织。在“清油行动”的震慑下，各部门配合效率很高。两周后，危芸、林薇和小哲回到了云海。
张斌去机场接他们。小哲已经五岁，懂事了很多，看到张斌，小声说：“叔叔好，谢谢你救我。”
林薇瘦了，但精神还好。她看着云海的天，说：“回来了，真好。”
危芸抱着一个骨灰盒大小的木盒——里面是危暐的遗物：几件旧衣服，一些技术书籍，还有他获奖的证书。
“这些证书，是他曾经光荣的证明。”危芸说，“我想埋在衣冠冢里，让它们陪着他。”
衣冠冢选在公墓的一个角落，很小的位置，只立了一块简单的石板，上面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没有生平，没有评价。
下葬那天，只有危芸、林薇、小哲和张斌在场。危芸烧了纸钱，轻声说：“哥，回家了。下辈子，做个好人。”
林薇没有哭，只是紧紧抱着小哲。小哲问：“妈妈，爸爸是坏人吗？”
林薇想了想，说：“爸爸做了很坏的事，但他最后努力变好了。你要记住：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
离开公墓时，张斌对危芸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
危芸摇头：“我们已经给你添太多麻烦了。我会找份工作，养活小哲。林薇也打算重新开始。”
她们选择了一种平凡但尊严的生活。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九）新的挑战：当暗网余党蠢蠢欲动
平静没有持续多久。
两个月后，暗网上出现了一段新视频。一个戴着“数字正义联盟”
“我们的导师被捕了，但理念不死。我们宣布启动‘复仇女神计划’。目标：所有参与逮捕导师的人和组织。第一份名单已公布。”
名单上有37个名字，包括塞尔维亚监狱的狱警、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各国技术专家。张斌排在第八位，张帅帅第十二位，陶成文第十五位。
视频还公布了部分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码。显然，他们有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
研究院立即启动安全预案。所有核心成员和家人接受保护，办公区域加强安保。魏超的特别行动队进入战备状态。
但威胁不只是说说而已。第三天，塞尔维亚那名狱警在家门口遭遇车祸，重伤入院。调查显示，刹车系统被人为破坏。
第七天，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名官员收到包裹炸弹，拆弹专家及时处置，没有爆炸。
“他们在测试我们的反应。”魏超分析，“先挑软柿子捏，看我们会不会恐慌。”
陶成文召开紧急会议：“我们不能退缩。退缩就是认输，会有更多人受害。”
“但怎么防御？”张帅帅问，“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张斌提出一个想法：“主动出击。找出‘数字正义联盟’的余党。”
“怎么找？”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张斌说，“他们在暗网活动，我们就在暗网设陷阱。”
计划很冒险，但值得一试。程俊杰团队设计了一个“蜜罐”系统——伪装成同情“数字正义联盟”的网站，吸引余党来联络，然后反向追踪。
蜜罐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