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部分由研究院和社会捐赠承担，但心理创伤极深。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儿子——如果自己没生病，危暐就不会去赚钱，就不会被骗，就不会犯罪。”
鲍玉佳调出心理支持记录：“她接受过三次心理干预，但每次好转不久，就会因为媒体报道或网络评论而崩溃。最近一次是三个月前，‘真相重构’报告公布后，有人在她家门口贴了‘诈骗犯母亲’的字条。”
“危暐知道这些吗？”孙鹏飞问。
“监狱方面有限度告知，危暐每月可以给母亲写一封信，但信件内容要审查。”沈舟说，“根据监狱心理师反馈，危暐每次写信后都会情绪低落好几天。”
付书云轻声说：“犯罪的影响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涟漪会传到最远的地方——母亲、导师、同事、甚至无意中接触过的陌生人。”
梁露补充：“而魏明哲这样的人，专门研究如何让涟漪最大化，如何让罪与罚的链条无限延长，从而观察整个系统的反应。”
飞机降落。团队分乘三辆车，驶向福州老城区。
林淑珍住在一条巷子深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宿舍楼。楼道昏暗，墙壁斑驳，但门口干净，还摆着一小盆绿植。
警察已经撤离——上午10点，确实有“基金会工作人员”上门，但只是采集了基本医疗信息，留下一些宣传册，没有异常举动。警方检查了宣传册，没有发现窃听器或危险品。
“但他们采集信息时，问了两个问题。”现场警官汇报，“第一，‘您儿子在狱中有没有提起过叫魏明哲的人？’第二，‘您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电子设备或笔记在家？’”
陶成文脸色一沉：“林女士怎么回答？”
“她说‘不清楚’和‘都交给警方了’。但对方追问：‘有没有可能漏掉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比如u盘、内存卡、或者写有密码的纸条？’”
“这是赤裸裸的搜查。”魏超说，“借基金会名义，实为寻找危暐可能藏起的证据。”
马强检查了楼道：“没有监控，但对面楼顶有个角度可以拍到这个门口。已经派人去查了。”
团队敲开门。
开门的是一位瘦弱的老人，六十七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家居服。她看到陶成文时，眼睛亮了一下：“陶老师？”
“林阿姨，是我。”陶成文上前扶住她，“这些都是我的同事，来看看您。”
林淑珍把大家让进屋。两室一厅，不到六十平米，家具陈旧但整洁。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照片——年轻的危暐穿着学士服，站在陶成文旁边，笑容灿烂。照片拍摄于2016年，他硕士毕业那天。
那是犯罪发生前的第三年。
（三）旧物与记忆：当过去的碎片拼出被忽略的真相
曹荣荣和鲍玉佳陪林淑珍在客厅说话，其他人开始谨慎检查房屋——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理由。
程俊杰和付书云检查电子设备。家里只有一部老人手机、一台老式电视机，没有电脑。但付书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智能手机充电器，型号与危暐2019年用的手机匹配。
“手机应该被警方收走了，但充电器留着。”程俊杰测量充电口的磨损程度，“使用频率很高，说明危暐在家时手机不离手。”
梁露在书架上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满了危暐学生时代的奖状、证书、还有厚厚一叠手写信。大多是写给母亲的，从小学到大学。
“妈，今天我代码比赛拿了第一，奖金五百块，给您买了件毛衣。”
“妈，陶老师说我可以直博，但我想先工作赚钱。您的病不能再拖了。”
“妈，新公司工资不高，但我接了个外包项目，能凑下个月药费。”
最后一封信写于2019年3月28日，正是他出发去曼谷的前三天：
“妈，我找到一个机会，去东南亚做项目，收入很高，还能安排您去国外治疗。风险是有的，但我想试一试。别告诉陶老师，他会担心。等我回来，您就不用再受苦了。”
字迹工整，但笔画末端有轻微颤抖——写信时手在抖。
陶成文读着这封信，眼眶红了。他记得2019年4月初，危暐突然请假一周，说“家里有事”。他当时还问要不要帮忙，危暐说“不用，我能处理”。
如果他多问一句，如果他坚持帮忙，如果……
“陶老师，不是您的错。”林淑珍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小暐从小就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他爸走得早，我又生病，他觉得这个家是他的责任。”
“但他不该一个人扛……”陶成文声音哽咽。
“可他还能靠谁呢？”林淑珍看着儿子的照片，“靠我这个病重的妈？靠您这位已经帮了很多的导师？还是靠那些只会压榨他的公司？他去东南亚，是因为觉得那是唯一的路。错的是那些把他推进火坑的人，不是他，也不是您。”
这番话让整个客厅安静下来。
孙鹏飞和沈舟在危暐的卧室检查。房间保持着2019年的样子——书桌上有没写完的代码草稿，书架上是技术书籍和伦理哲学着作，床头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