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追求效率，使用了一种激进的动态内存管理策略——简单说，就是尽可能重复使用内存空间，不清零旧数据。”
孙鹏飞接话：“于是，当‘伦理校验模块’被调用时，它偶尔会分配到之前其他程序用过的内存块。而如果那个内存块里恰好残留着之前某个‘样本’的神经数据片段……”
“会出现数据污染。”程俊杰理解了，“就像用没洗干净的杯子装水。”
“对。”沈舟展示另一组数据，“我们模拟了1000次运行，发现大约有37的概率，这个模块会读取到残留的神经数据。而这些数据大多是痛苦、恐惧、挣扎的记忆碎片。当这些碎片被混入风险评估报告时……”
他播放一段模拟的干预过程记录。屏幕显示，一个被标注为“样本d-09”的接受者在干预中，突然在某个时刻睁大眼睛，喃喃自语：“不……这不是我……我在做什么……”然后被镇静剂强制平静。
“这个样本，”孙鹏飞调出档案，“是危暐在录音25里提到的那个‘试图反抗但被镇压’的技术人员。档案记录他‘在第三次干预中出现短暂意识清醒，后加强干预强度’。”
鲍玉佳感到一阵寒意：“所以危暐埋下的保护模块，因为系统的内存管理漏洞，偶尔会意外注入‘前人的痛苦记忆’，让接受干预的人短暂清醒？”
“清醒，然后承受更严厉的镇压。”曹荣荣声音沉重，“就像给一个即将窒息的人半口空气，然后立刻堵得更严实。”
张帅帅问：“危暐知道这个副作用吗？”
沈舟回放录音22的后半段。
“……今天测试时出了个小意外。系统在运行我的‘校验模块’时，突然报了一个‘内存访问异常’。我检查日志，发现模块读取到了一段不属于当前样本的神经数据。数据内容是……极度的恐惧和后悔。”
“我清除了那段数据，修复了异常。但那个‘恐惧’的感觉在我脑子里停留了很久。我在想：如果那个‘校验模块’真的能让接受干预的人，在那一瞬间感受到前一个受害者的痛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许能让他们警觉？也许只会让他们更早崩溃？”
“我不知道。技术系统太复杂了，一个小小的修改，可能产生你完全预料不到的涟漪……”
录音结束。会议室陷入沉思。
“他察觉到了异常，但没有完全理解其影响。”陶成文缓缓说，“他以为自己在埋一个温和的安全阀，但实际上，这个阀可能偶尔会喷出滚烫的蒸汽，烫伤经过的人。”
付书云总结这个偏差：“复杂系统中，局部的善意修改可能产生非预期的全局影响。 危暐作为程序员，习惯了‘输入-处理-输出’的可控逻辑。但人的大脑、记忆、意识，不是线性的程序。在神经干预这种极端复杂的系统中，微小的扰动可能被放大成风暴。”
梁露在白板上写下第三个偏差，然后说：“但这也说明了一件事：魏明哲的系统远非完美。它有漏洞，有不可预测性。这给了我们希望——绝对的、完美的操控是不可能存在的。”
（四）第四重偏差：情感纽带的不可计算性
第四周，曹荣荣带来的发现触及了最核心的情感维度。
“录音27，2020年4月。”她播放时，声音有些颤抖，“危暐描述了他如何试图‘保护’小敏——那个他带入行的年轻程序员。”
“……小敏今天问我：‘v主任，我们做的这些，真的是在帮助人吗？’她眼睛里的光还没完全熄灭，但已经暗淡了很多。”
“按照魏教授的训练，我应该回答：‘公司有专业的伦理审查部门，我们的工作经过他们评估。’我应该强化她的‘责任转移’认知。”
“插件最后有一个隐藏的出口：如果她连续三天输入‘我想离开’，会启动一个紧急协议——向三个国际组织的举报邮箱发送她的位置信息和求助信息，同时触发一个‘系统故障’为她争取时间。”
曹荣荣暂停录音，打开另一个文件：“这是我们从湄公河实验室恢复的小敏的工作电脑数据。我们找到了那个插件，也找到了它的运行记录。”
记录显示，插件在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期间，共弹出过43次“心理支持提示”。小敏有11次与插件进行了简单互动，输入过“我不确定”“我很累”“这是错的吗”等话语。
但在2021年3月5日，记录出现异常：插件检测到小敏输入了“我想离开”，并启动了紧急协议。然而，协议发送的举报邮件全部被拦截，触发的“系统故障”被5分钟内修复。三天后，小敏被转移到“特别管理区”，记录到此中断。
“她尝试了。”鲍玉佳轻声说，“她用了危暐给的逃生通道。”
“但失败了。”张帅帅声音沉重，“因为魏明哲的系统有反制措施。危暐不知道，或者低估了系统的监控能力。”
曹荣荣继续播放录音的后半段。
“……我知道我做的这些，大概率救不了小敏。魏教授的系统太严密了。但我想，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