暐与我们所有人的联系都中断了。他后来在录音中说，这是陈经理的要求——‘避免国内的人际关系干扰工作状态’。”
沈舟补充：“但我们各自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在准备一个学术报告，付书云和梁露在赶一个项目 deadle，鲍老师在做心理工作坊，曹老师在写论文，张队在查一个跨境诈骗案，程俊杰在参加黑客马拉松。如果当时我们中有任何人坚持联系他，或者发现异常……”
“没有如果。”陶成文轻声打断，“即使有，结果可能也不会改变。因为危暐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是因为他愚蠢或贪婪，而是因为他面前的选择太少了：要么看着母亲在痛苦中死去，要么抓住一根可能是毒藤的救命稻草。”
付书云调出当年的医疗数据：“2019年，危暐母亲的肺癌已经进入晚期，常规治疗手段效果有限。新型靶向药每月费用八到十二万，完全自费。危暐当时的月收入是一万二，即使不吃不喝，也只够十天药费。”
梁露计算：“他当时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申请医疗援助，但审批流程至少三个月。他母亲的病情等不了三个月。”
“所以，”鲍玉佳总结，“那天买下的不仅是一张机票，是一个年轻人在绝境中唯一能看到的‘可能’。即使那个可能是毒药，他也只能先吞下去，因为眼前的现实已经是死亡。”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的雷声。
（三）2019年4月2日-4月8日：失联七日的重构
接下来是那失联的七天。团队根据危暐的录音、太子集团的记录、以及后期调查，试图重构每一天发生了什么。
4月2日，福州-曼谷航班，19:30抵达
危暐在机场被陈永明接机，入住素坤逸路酒店。
当晚，陈永明带他见“项目负责人”（实为太子集团招募人员），介绍“数字医疗扶贫项目”。
危暐在录音01中回忆：“项目听起来很正规，但他们一直强调‘要灵活理解当地法律’，这让我不安。”
参观伪造的“医疗数据中心”（租用的共享办公室）。
参加“项目启动会”，会上展示了伪造的合作医院文件和政府批文。
危暐在录音02中说：“文件看起来很真，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某个批文的签字官员，我在新闻上见过他因腐败被捕的消息。我问了一句，他们脸色变了。”
以“考察合作医院”为由，被带往清莱。
途中被告知“曼谷办公室突发法律问题，暂时不能回去”。
危暐在录音03中：“我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但已经身在车上，周围都是他们的人。”
被软禁在旅馆，手机被“代为保管”。
陈永明摊牌：“项目确实有些灰色，但报酬是真的。你现在回去，机票钱自己承担，母亲的药费也没着落。留下，预付款马上到账。”
危暐录音04：“我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雨林。我知道我在往地狱走，但我妈的止痛药只能维持三天了。”
被带往缅甸边境，从非法通道入境。
入境后，护照被没收。
危暐录音05：“过了边境，我知道回不去了。接我们的人有枪。我想跑，但想到妈妈……我不能死在这里，她还需要我。”
乘车八小时，抵达kk园区。
接受“入职培训”，被告知真实工作是“金融优化”（诈骗）。
危暐录音06：“培训师说：‘你们已经在这里了，逃跑的后果自己清楚。好好工作，钱不会少。不好好工作……’他没说完，但我们都懂了。”
4月8日，正式“入职”
签署“自愿工作协议”（实为卖身契）。
分配工位和任务。
危暐录音07：“今天我写了第一行诈骗代码。写的时候，我想起陶老师的话：‘代码有立场。’我的立场是什么？是救妈妈。为此我可以……可以伤害陌生人吗？”
张帅帅听着这些重构，握紧拳头：“七天，从自由人到囚徒。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利用他的焦虑、他的孤立、他的亲情、他的经济压力。”
曹荣荣分析心理过程：“最可怕的是‘渐进式真相披露’。第一天说‘正规项目’，第二天说‘有些灰色’，第三天说‘暂时不能回去’，第四天摊牌，第五天过境，第六天到园区，第七天接受现实。每天只揭露一点真相，让人有时间‘适应’和‘合理化’。”
鲍玉佳指着4月5日的节点：“这一天是关键。如果他当时选择回头，损失的是机票钱和‘机会’，但还能脱身。但陈永明精准地卡住了他的软肋——母亲的药费。这不是选择题，是‘要母亲的命，还是要陌生人的钱’。”
陶成文闭上眼睛：“我们总说‘人应该坚守道德底线’，但底线是需要成本的。当坚守底线的成本是至亲的生命时，有多少人能毫不犹豫？”
房间里无人回答。因为答案太过沉重。
（四）2019年4月-2020年2月：系统化改造与有限反抗
时间轴继续推进。团队用危暐的录音和笔记，配合魏明哲的实验记录，还原了危暐在太子集团的完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