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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道德挣扎期（2019年4月-8月）
危暐被迫参与初级诈骗项目，但每次都会在代码中植入微小保护措施。
他定期被带去见魏明哲，接受“心理评估”和“认知调整”。
录音08-15显示，这段时间他的痛苦达到峰值，多次产生自杀念头，但因为母亲而放弃。
第二阶段：伪装适应期（2019年9月-12月）
危暐开始表现出“适应”迹象，工作效率提升，主动提出优化方案。
魏明哲在日志中写道：“样本v-7进入稳定期，道德痛苦指数从82降至45，工作表现指数从61升至87。”
但实际上，危暐在“适应”的表象下，系统性植入更隐蔽的保护机制。录音16-22显示，他开始利用管理权限，在更大范围内制造系统漏洞。
第三阶段：系统内反抗期（2020年1月-2月）
危暐晋升为技术副主任，获得接触核心系统的权限。
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实验室安防系统、记忆干预设备、诈骗平台底层代码中植入大量“伦理安全阀”。
录音23-28显示，他同时承受着巨大的认知失调：“我教新人如何骗人，又在他们的代码里埋下救人的后门。我既是魔鬼，又是偷偷给囚徒钥匙的狱卒。”
孙鹏飞调出危暐这一时期设计的“保护机制”
诈骗网站代码中的“犹豫弹窗”输入大额资金时，有05概率弹出一个额外的确认提示：“您是否完全了解此投资的风险？”
内部培训手册的“隐藏脚注”：在电子版培训材料中，用白色字体插入真实的法律风险提示，只有选中才能看到。
新人工作电脑的“求助插件”：检测到压力指数过高时，提供加密的求助信息发送功能。
实验室监控系统的“盲区窗口”：每90天，所有隐藏摄像头会集体进入3分钟的“维护模式”，实际是故意暴露。
记忆干预设备的“痛苦残留”：利用内存管理漏洞，让被干预者偶尔感受到前人的痛苦记忆，以唤醒抵抗意识。
沈舟评估这些机制的实际效果：“根据我们后来的调查，这些机制确实帮助了一些人。比如，有至少三名受害者因为‘犹豫弹窗’而放弃投资；有两名被囚禁的技术人员通过‘求助插件’发送了求救信号；t-11样本在‘盲区窗口’发现了隐藏摄像头，开始怀疑并最终逃脱。”
付书云补充：“但这些帮助是随机的、不可控的。危暐无法知道谁会受益，受益多少。他只是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埋下‘可能性’。”
梁露看着那份清单：“最让我震撼的是，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他依然在思考如何帮助人——不仅是帮助自己，也不仅是帮助认识的人，而是帮助所有可能被这个系统伤害的人。”
陶成文点头：“这就是危暐与魏明哲的根本区别。魏明哲研究人性是为了控制，危暐理解人性是为了保护。即使在他自己都被控制的时候。”
（五）2020年2月29日：闰日的双重意义
时间轴推进到一个特殊的日子——2020年2月29日，闰日。这一天在危暐的录音和笔记中被多次提及，具有双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危暐植入“潘多拉”
他在“镜渊”系统中秘密植入自毁程序，设定触发条件为“当系统检测到三个或以上生命体征即将消失时”。
录音29中，危暐说：“这是我最大胆的一次反抗。如果被发现，我会死。但如果不做，我会在愧疚中慢慢死。”
魏明哲后来审查代码时批注：“有趣的设计，体现了典型的道德困境下的技术解决方案。保留观察。”
第二重意义：危暐母亲病情急转直下的日子
林淑珍当天的医疗记录显示，她的癌细胞突然扩散到脑部，出现剧烈头痛和意识模糊。
危暐在录音30中哭诉：“今天接到护工电话，说妈妈疼得撞墙。我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我写代码救陌生人，却救不了自己的妈妈。”
魏明哲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交易”：“如果你同意接受深度记忆干预，消除道德痛苦，我可以安排你母亲接受最好的姑息治疗。”
鲍玉佳对比两个事件的时间点：“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危暐在植入拯救陌生人的程序时，得知母亲濒临死亡。这种极端的道德撕裂……”
曹荣荣分析心理状态：“他当时可能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一面是‘救陌生人’的道德召唤，一面是‘救母亲’的原始本能。而魏明哲给的选项是：放弃道德感，你就可以安心地救母亲。”
张帅帅调出当天太子集团的通讯记录：“魏明哲给危暐发了加密信息：‘我知道你今天植入了什么。我不阻止，因为我想观察它在真实危机中的表现。作为交换，你母亲的医疗费我会负责到底。但你需要接受一次‘认知优化’，让你不再为此痛苦。’”
“危暐接受了？”孙鹏飞问。
沈舟查看后续记录：“他接受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