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暐一直相信技术应该用来帮助人，”她说，“如果这个技术能帮你们理解他，帮你们阻止更多悲剧，我想……他会同意的。”
她站起来，走到照片前：“但我有个条件：这个‘对话’必须在老宅进行，在我面前。我要在场，确认你们没有……扭曲他的形象。”
“当然。”陶成文郑重承诺。
技术准备需要三天。团队分为两组：一组由程俊杰、孙鹏飞、沈舟组成，负责数据整理和模型训练；另一组由鲍玉佳、曹荣荣、梁露组成，负责设计伦理框架和问题清单。
马文平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如果模型给出了完全不符合危暐性格的回答，我们怎么知道？”
“可以用交叉验证，”，“从危暐的数据中随机抽取10作为测试集，不让模型接触。然后我们向模型提问，看它的回答与危暐实际留下的记录是否一致。”
“但危暐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留下答案。”
“所以我们只验证那些有答案的问题。如果模型在这些问题上的回答与危暐的真实记录高度一致，那么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它的推测就更可信。”
准备工作开始了。团队梳理了危暐留下的所有材料：
录音文件：512段，总计587小时，包括日常记录、与魏明哲的对话、自言自语、甚至梦话
文字记录：笔记3872页，邮件和聊天记录条，代码注释行
行为数据：在太子集团和kk园区的系统操作日志，时间戳精确到秒
创作内容：他设计的系统、他画的草图、他写的诗和杂感
这些数据被清洗、标注、编码，输入到一个特制的神经网络中。模型的设计理念不是简单的语言生成，而是“思维模式模仿”——尝试捕捉危暐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在道德和生存之间寻找平衡。
第三天晚上，模型初步训练完成。测试集验证显示，在已知问题上，模型的回答与危暐真实记录的一致性达到89。对于一个思维模型来说，这是相当高的准确率。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陶成文说，“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资料库’，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线索的工具。”
第四天晚上，第一次“对话”在老宅客厅进行。
（三）第一次对话：“他”的第一句话
设备很简单：一个麦克风，一个音箱，一块显示“思维过程”的屏幕。没有拟人化的头像，没有合成语音——团队决定用文本形式，避免过度拟人化带来的伦理不适。
林淑珍坐在最靠近音箱的位置，双手紧握。鲍玉佳和陶成文坐在她两侧。
程俊杰启动系统。屏幕上出现初始化提示：
思维重构模型v10已启动
数据源：危暐（1992-2020）所有可获取记录
模式：问答交互
注意：本系统生成的内容是基于数据模式的推测，不代表危暐本人的真实想法
“开始吧。”陶成文说。
鲍玉佳提出第一个问题，这是团队商定好的起点：“危暐，2020年3月15日，你为什么要逃往缅甸？”
系统沉默了几秒——这是模拟思考时间。屏幕上开始出现思维过程的可视化：
然后，文字开始出现：
“那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
林淑珍身体微微前倾。
文字继续：
“留在新加坡，我只能被动等待魏明哲的下一个指令，在严密监控下继续收集证据。但证据已经足够让魏明哲入狱，问题是——新加坡的法律环境、他的人脉、我母亲的治疗依赖，这些都让即时举报风险极高。”
“去缅甸，表面上是屈服于魏明哲的压力，实际上是进入他的核心犯罪现场。kk园区是犯罪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在那里，魏明哲的伪装最少，证据最直接，而且……我在那里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亲眼看到、亲身记录那些受害者的遭遇。文字和录音是证据，但亲眼所见是证言。我需要成为那个证言者，即使代价是我可能无法活着离开。”
鲍玉佳轻声问：“你预见到自己可能死在那里吗？”
系统停顿：
“还有一点：如果我在新加坡‘意外死亡’，魏明哲可以轻易掩盖真相。但在kk园区死亡，尤其是在试图破坏系统的情况下死亡，会引起更多关注——国际关注、警方关注、我的老师们的关注。死亡本身可以成为证据的一部分。”
房间里一片寂静。这些话冷静得近乎冷酷，但符合危暐作为一个技术人员的思维模式——用数据、概率、风险评估来做决定。
“但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计划，”陶成文问，“为什么不寻求帮助？”
“涉及人员越多，泄露风险越大。魏明哲在新加坡的监控网络很广，我不能确定谁可以信任。而且……我不想把其他人拖入危险。”
“但我留下了线索。给吴阿姨的sd卡，给阿明的逃生路线，系统里的后门程序，还有……那些我设计的诈骗方案中的隐藏信息。我在赌，赌如果有一天有人开始调查，他们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