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李文的学生看完后举手：“危暐在方案里埋了保护机制，但我们刚才的设计完全没有考虑伦理问题。”
“因为任务书没有要求，”同组的王涛说，“我们只想着完成任务。”
沈舟走到白板前，写下两个问题：“技术人员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当公司要求与个人伦理冲突时，你怎么办？”
讨论热烈起来。有学生说“应该拒绝”，有学生说“可以像危暐那样偷偷做好事”，还有学生说“先保住工作再说”。
这时，程俊杰接入了一段视频——是危暐2018年在新加坡学术会议上的一段发言录像，之前从未公开过。画面上，年轻的危暐站在讲台上，声音清晰：
“技术不是中立的。我们写的每一行代码，设计的每一个系统，都嵌入了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
“当我们设计一个推荐系统时，我们是在决定用户应该看到什么；当我们设计一个监控系统时，我们是在定义什么是‘正常行为’；当我们设计一个评分系统时，我们是在创造新的等级。”
“技术伦理不是选修课，是基础课。因为技术放大的不只是效率，还有偏见、歧视、操控。”
视频结束。教室里安静了。
李文再次举手：“老师，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刚才的系统吗？加入伦理审查机制。”
“当然可以。”
学生们重新开始，但这次，每个小组都多了一个“伦理顾问”角色，负责质疑设计的潜在危害。有人加入了“用户同意”流程，有人设置了“危害预警”阈值，有人甚至设计了一个“反抗模式”——当系统被用于恶意目的时，会自动触发警报。
课后反馈中，一个学生写道：“我以前觉得技术伦理是虚的，今天才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代码和选择。危暐的经历不是遥远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未来可能面对的困境。”
另一个学生写道：“我知道了我以后不想成为什么样的技术人员。”
这次测试让团队看到了工坊的另一种可能：不仅是反诈骗培训，更是技术伦理教育的前沿阵地。
（五）危机暗涌：匿名威胁与工坊保卫战
第四周，工坊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预约申请——警方培训机构、高校计算机系、金融机构的反诈部门、甚至还有几家科技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团队每天工作到深夜，优化体验内容，培训辅导人员。
但阴影也随之而来。
一个周三的凌晨，马文平的安全系统发出警报：有人试图入侵工坊的服务器。攻击被成功拦截，但追踪发现，攻击来自境外，手法专业。
“不是普通黑客，”马文平分析日志，“目标很明确——不是窃取数据，是破坏。他们想删除危暐的资料库。”
第二天，工坊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只有一句话：“有些记忆应该被埋葬，有些光应该被熄灭。”
张帅帅立即联系警方，加强工坊周边的巡逻。同时，团队内部开了紧急会议。
“魏明哲的残余势力，”林奉超判断，“虽然魏明哲已经配合调查，但他的犯罪网络太庞大，不可能完全清除。有人担心工坊的教育会唤醒更多反抗者。”
“或者，”陶成文思考，“有人不希望危暐的故事被传播——因为那证明了他们的操控不是万能的。”
程俊杰提出一个方案：“我们需要备份所有数据，分散存储。同时，公开工坊的所有材料——不是等他们来破坏，而是主动传播，让破坏失去意义。”
“就像危暐做的那样，”付书云接话，“把光分散成很多点，这样就没有人能一次性全部熄灭。”
团队决定加速开源进程。原计划三个月后公开的材料，现在提前进行。危暐的七份方案（隐去真实人名和敏感细节）、他的设计思路、保护机制、甚至部分代码，都被整理成开源文档，发布在多个平台。
“回声工坊”的网站也正式上线，提供免费的学习材料下载。首页是危暐的那句话：“光很弱，但有过。”
开源发布的第二天，攻击停止了。不是对方放弃了，而是失去了目标——光已经分散到太多地方，无法一一扑灭。
但新的威胁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周五下午，工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自称是某大型科技公司的“伦理创新总监”，姓赵。
“我们对你们的工坊很感兴趣，”赵总监递上名片，“想谈合作。我们有资源，可以帮你们把工坊推广到全国，甚至海外。”
“条件是什么？”陶成文问。
“我们需要对内容进行一些……调整。”赵总监微笑，“比如，弱化‘技术人员被迫作恶’的部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毕竟，我们公司有很多技术人员，不希望他们产生不必要的疑虑。”
“还有呢？”
“危暐的故事很感人，但有点……极端。大多数技术人员不会面临那种生死抉择。我们建议把重点放在‘日常伦理选择’上，比如数据隐私、算法偏见这些温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