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玉佳听明白了：“你们想阉割这个故事，把它变成不痛不痒的伦理课。”
“不是阉割，是优化。”赵总监保持微笑，“教育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度。太过黑暗的内容可能引发焦虑，不利于推广。”
谈判破裂了。赵总监离开时，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的光很弱，风一吹就灭。而我们，可以制造风。”
团队意识到，对抗不只是面对明目张胆的破坏，还要面对温柔的腐蚀——有人想把危暐的故事包装成商品，抽走它的锋芒，变成无害的励志故事。
那天晚上，工坊的成员围坐在一起。墙上，危暐的画和素察的画并排挂着。
“小暐的故事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的黑暗和尖锐，”林淑珍轻声说，“如果去掉这些，就只剩下空洞的感动。”
“但我们确实需要让更多人听到，”阿明说，“尤其是那些可能面临类似选择的人。”
程俊杰有了一个主意：“也许我们可以做两个版本：一个完整版，给能承受的人；一个温和版，给需要循序渐进的人。但温和版必须标注‘这是简化版，完整故事包含更多黑暗与挣扎’。”
“而且，”付书云补充，“我们可以做一个‘故事地图’，展示这个故事在不同语境下的讲述方式——在学校怎么讲，在企业怎么讲，对受害者怎么讲，对技术人员怎么讲。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计划确定。工坊将继续开发多层次的教育材料，但坚持一个原则：不美化黑暗，不简化挣扎，不回避代价。
光很弱，但必须真实。
（六）父亲的证言：危文山的公开讲述
第五周，工坊举办了第一次公开讲座。主讲人是危文山，题目是：“十二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个父亲眼中的技术犯罪与人性微光”。
消息发布后，报名人数远超预期。讲座当天，能容纳两百人的礼堂坐满了，还有人在走廊里站着听。
危文山没有用ppt，没有讲稿。他站在讲台上，背后是危暐那张十五岁的照片。
“我叫危文山，今年六十二岁。十二年前，我‘死’于癌症；两个月前，我才真正‘复活’。”他开口，声音平静但清晰，“这十二年，我在诈骗园区做维修工，看着我儿子被迫参与犯罪，看着他挣扎，看着他死去。”
他讲述了那些年：在太子集团的地下室看到危暐偷偷哭泣，在kk园区看到他帮人，在vcd园区发现他留下的安全屋。
“小暐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害怕，他犹豫，他无数次想放弃。但他坚持做了一件事：在每一个被迫设计的骗局里，都留下一点点光——给受害者逃生的提示，给后来者调查的线索，给他想保护的人的微弱保护。”
他展示了危暐的那些隐藏注释照片，展示了那张“光很弱，但有过”的字迹原件，展示了危暐小时候做的“护身符”电路板。
“技术可以放大善，也可以放大恶。关键在于谁掌握它，用它来做什么。”危文山看向台下，那里坐着许多年轻的技术专业学生，“你们未来都会设计系统、写代码、做产品。你们会遇到压力——业绩压力、竞争压力、生存压力。可能有人会告诉你们：‘别想太多，先完成任务’。”
他停顿了一下：“那时候，请想起小暐。想起他在黑暗中留下的那些微弱的光。然后问自己：我设计的系统，是给人更多选择，还是更少选择？是让人更自由，还是更被操控？”
讲座的最后，危文山读了一段危暐笔记里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对不对，不知道我的反抗有没有意义。但我知道，如果连尝试都不做，那黑暗就真的完全了。”
“所以我在每一个骗局里留下破绽，在每一行代码里留下后门，在每一次被迫的服从里留下一点点不服从。”
“光很弱，但有过。如果后来的人能看见，能沿着它走一点点，那我的坚持就有意义。”
礼堂里一片寂静，然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
讲座结束后，许多学生留下来提问。一个女生问：“危伯伯，如果危暐知道他的故事被这样传播，他会高兴吗？”
危文山想了想：“小暐不喜欢被关注。但他希望他的经历能帮到别人。所以我想，他会接受的——不是为了被记住，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少走一些弯路。”
那天晚上，危文山在工坊的安全角落里坐了很久。他看着墙上的画，轻声说：“小暐，你看到了吗？很多人听见了。很多人愿意继续传递那束光。”
窗外，福州的夜晚灯火通明。每一盏灯都很弱，但汇聚起来，照亮了整个城市。
（七）回声的涟漪：第一批“微光使者”
第六周，工坊启动了“微光使者”培训计划——从体验者中选拔志愿者，经过培训后，回到自己的社区、学校、单位，开展小范围的反诈骗和技术伦理分享。
第一批选拔了二十人，身份多样：有警察、教师、程序员、社工、大学生，还有两名从vcd园区解救出来的学员——素察和梅。
培训持续三天。第一天是知识学习：危暐的故事、诈骗心理机制、保护策略。第二天是技能训练：如何讲述敏感故事而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