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6年2月3日：茉莉花工坊里的不速之客
2026年2月3日，傍晚6点，福州飘着细雨。
林淑珍的工坊外来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五十岁上下，穿着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老式黑色皮箱。他在门口站了三分钟，看着门牌上“茉莉记忆工坊”的手写字，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鲍玉佳。她正和陶成文、曹荣荣整理刚从菲律宾运来的诈骗培训材料——三大箱泛黄的纸质手册和光盘，散发着霉味和某种说不清的压抑感。
“请问找谁？”鲍玉佳警觉地问。根须网络公布公开地址后，偶尔会有志愿者或受害者来访，但这个男人身上有种不同寻常的气息——不是求助者的脆弱，也不是支持者的热切，而是一种沉静到近乎沉重的疲惫。
“我找陶成文，”男人说，声音沙哑，“还有回声网络的人。我有东西要交给你们。”
陶成文从里间走出，打量着来者：“我是陶成文。您是哪位？”
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本证件——已经褪色的警官证，封面印着“云南省公安厅”的字样。他翻开内页，照片上的他更年轻，眉宇间有股锐气，名字一栏写着：孙鹏飞。
“孙鹏飞？”陶成文皱眉，“这名字有点耳熟……”
“2019年云南省厅派往缅甸的卧底侦察员，”男人平静地说，“负责调查kk园区及背后的跨国诈骗网络。2020年3月失联，官方记录是‘殉职’。”
工坊里瞬间安静。程俊杰从电脑前抬起头，梁露放下手中的资料，曹荣荣屏住呼吸。
鲍玉佳轻声问：“那您……？”
“我没死，”孙鹏飞说，“但比死更糟。我活着回来了，带着该带的东西，但也成了不该成为的人。”
他提起皮箱：“这里面，是危暐当年在kk园区的完整记录——不是你们从数据库里恢复的那些片段，是第一视角的日志、偷拍的视频、他亲手画的园区地图、还有……他逃跑前三天写给我的信。”
陶成文的瞳孔收缩：“危暐给你的信？你们认识？”
“岂止认识，”孙鹏飞摘下帽子，露出斑白的鬓角，“是我把他送进kk园区的。”
空气凝固了。
（二）倒带：2019年冬天的交易
孙鹏飞坐下，接过林淑珍递来的茉莉花茶，双手捧着茶杯，像在汲取温度。工坊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连视频连线中的张帅帅、沈舟教授、远在曼谷的纳隆都屏息静听。
“2019年11月，我以‘广东走私商人’的身份潜入缅甸北部，”孙鹏飞开始讲述，语速平缓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任务是通过中间人接触kk园区管理层，获取诈骗网络与保护伞的勾结证据。我准备了六个月，身份天衣无缝，资金渠道真实，连过往的‘案底’都做得可以乱真。”
“但园区比我想象的警惕。他们不让我直接进入核心区，只准在外围的‘接待中心’活动。一个月过去，我只接触到几个中层头目，拿到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信息。时间紧迫，国内催着要进展，而我发现，园区的安保系统每隔72小时更换一次密码，所有通信都经过加密，常规侦察手段几乎无效。”
“这时候，我遇到了危暐。”
孙鹏飞从皮箱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蹲在铁丝网边，手里拿着一朵野茉莉，侧脸对着阳光。那是危暐，比鲍玉佳记忆中更瘦，眼神却异常清亮。
“他当时在园区里负责维护网络系统，算是‘技术岗’，相对自由些。我们是在吸烟区认识的——都抽同样的廉价中国烟。第一次聊天，他说他叫‘vcd’，我问为什么叫这个，他说‘因为可以反复擦写，但内容总会被看见’。”
“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我试探了几次，发现他对园区的技术架构了如指掌，而且有明显的反抗倾向。但我也发现，他在暗中观察我——他在怀疑我的身份。”
“2020年1月，机会来了。园区要升级防火墙系统，需要一个懂中文且技术过硬的人去中国边境城市采购设备。危暐被选中，我通过中间人运作，成了他的‘陪同安保’。那是我们第一次单独外出。”
孙鹏飞停顿，喝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
“在去边境的车上，危暐突然对我说：‘孙老板，你不是走私犯吧。’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走私犯不会在梦里说梦话，内容还是公安的侦察术语。’”
“我后背发凉。但危暐接着说：‘别紧张，我也不是自愿在这里的。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程俊杰忍不住问。
“他说，”孙鹏飞看着照片上的危暐，“‘我给你园区的技术架构图、人员分布、资金流向，甚至可以帮你安装监控后门。但条件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设计一场‘完美失败’的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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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暐的“逃跑计划”：一场精心设计的暴露
孙鹏飞的讲述将所有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