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五年前那个危险的冬天。
“危暐告诉我，他已经在园区待了十一个月，收集了大量证据，但知道凭自己逃不出去。就算逃出去，证据也可能被销毁。他需要一个‘触发机制’——一场看似偶然失败的逃跑，实则是为了将证据安全送出，同时让园区放松对他的警惕。”
“他的计划分三步。”
“第一步：制造逃跑企图。他要我配合，在边境采购时‘协助’他逃跑，但故意留下破绽，让园区的人及时拦截。这样，园区会认为他只是一时冲动，而不是有长期计划。”
“第二步：在‘被抓回’的过程中，他要故意暴露一个‘藏证据的地点’——一个假的藏匿处，里面放一些无关紧要但看起来重要的资料。园区发现后，会以为已经清除了他的底牌，从而降低对他的监控级别。”
“第三步：真正的证据，他已经用特殊方式‘邮寄’出去了——不是通过实体邮寄，是通过园区内网的漏洞，将加密数据包定时发送到一个海外服务器。触发条件是他连续七天没有登录维护那个漏洞程序。”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直接交给我带出去不行吗？”
“危暐说：‘第一，我不完全信任你——你可能是真警察，也可能是园区安排的测试。第二，就算你是真警察，园区的检查极其严格，你带不出去。第三，我需要一个‘我失败了但证据还在别处’的假象，这样我还能活着，等待下一次机会。’”
“我当时震撼于他的冷静和缜密。这不像一个被困的受害者，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
陶成文轻声问：“你答应了吗？”
“答应了，”孙鹏飞说，“但我加了一个条件：我要他在逃跑时故意暴露我的身份。”
“什么？”曹荣荣惊呼，“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恰恰相反，”孙鹏飞苦笑，“这是双重掩护。如果危暐逃跑失败，却暴露了我是警察，园区会认为‘警察已经潜入’，必然加强戒备和清洗。但同时，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已经暴露的警察’身上——也就是我，而忽略危暐这种‘普通技术员’。我可以顺势撤离，危暐则因为‘协助警察逃跑未遂’而受罚，但不会死——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警察’，只是‘想逃跑找错了人’。”
“这是一场用暴露换取隐藏的博弈。”
鲍玉佳声音发颤：“后来呢？你们……执行了？”
（四）2020年1月17日：边境小镇的雨夜
孙鹏飞从皮箱里取出一个老式p4播放器，接上工坊的显示器。画面晃动，是夜间用手机拍摄的，像素不高，但足以看清。
画面开始：
中国云南与缅甸边境的一个小镇，晚上十一点，下着雨。一条昏暗的小巷，危暐穿着单薄的外套，背着一个背包，快步走着。孙鹏飞跟在后面，保持距离。
突然，两道车灯从巷口射入。危暐回头看了一眼孙鹏飞，孙鹏飞点头。危暐开始跑。
车灯逼近，是一辆黑色越野车。三个壮汉下车，持棍棒追来。危暐“慌忙”中将背包扔进路边的垃圾桶，继续逃跑，但在巷子尽头被堵住。
孙鹏飞冲上去“阻拦”，与壮汉发生冲突。混乱中，孙鹏飞的夹克被扯开，露出内侧缝着的一个徽章——不是警徽，是一个伪造的“国际刑警”标识（孙鹏飞事后解释：真的警徽太危险，伪造的更有回旋余地）。
壮汉之一看到徽章，惊呼：“是警察！”
危暐“震惊”地看向孙鹏飞，眼神充满“被背叛”的愤怒——后来孙鹏飞说，那一刻危暐的演技逼真得让他自己都差点信了。
危暐被按在地上，孙鹏飞则趁机挣脱，翻墙逃跑。画面到此中断。
画面结束。
工坊里寂静无声。
“后来呢？”梁露问，“危暐被抓回去了？”
“抓回去了，”孙鹏飞说，“按照计划，他们搜查了他扔掉的背包，里面有一些手绘的园区地图和几页加密笔记——都是危暐提前准备好的‘假证据’，足够引起警惕，但又不会致命。园区审了他三天，用尽手段，但他一口咬定‘只是想逃跑，偶然遇到那个自称商人的，不知道他是警察’。”
“因为‘协助警察逃跑未遂’，他被降级为最低等的‘狗推’，每天打诈骗电话，挨打挨饿。但监控级别确实降低了——园区认为他已经‘废了’，证据也‘清理了’。”
孙鹏飞闭上眼睛：“我成功撤离，回到国内，提交了部分情报。但上级认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回缅甸。我请求组织营救危暐，但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不能为一个线人暴露整个侦察网络。’”
“我愤怒，但无能为力。我只能等，等危暐说的‘下一次机会’。”
“但我没想到，下一次机会，是以那种方式来的。”
（五）2021年4月：孙鹏飞的“堕落”与危暐的“最后一封信”
孙鹏飞的讲述进入更黑暗的部分。
“2021年初，我收到一个加密邮件，来自危暐——他用园区内网的漏洞发出的。邮件很短：‘孙哥，东西已寄出，收件人叫陈浩，在新加坡。如果我出事，请确保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