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迫参与‘大单’——针对海外老年华人的‘医保诈骗’。剧本：冒充中国大使馆，说受害人的医保卡被盗用涉及洗钱，需要‘保证金’解冻。
我负责技术支撑：伪造大使网站、伪造警方通报、甚至伪造‘最高人民法院’的电子公文。
下午三点，系统显示一名温哥华的七十二岁老人上钩，已经转账第一笔五万美元。
我在后台看到他的资料：退休教师，独居，儿子在车祸中去世。
我做了件事：在第二笔转账流程中，我篡改了收款账户——不是改到诈骗账户，是改到一个慈善机构的公开账户，并附加留言：‘您的转账可能遭遇诈骗，此笔款项已转至华人老年援助基金，可凭此记录报警。’
我知道这很冒险。如果被发现，我会死。
但那个老人……他让我想起爷爷。”
沈舟教授在视频中叹息：“这就是‘被迫犯罪’中的微小抵抗。大多数受害者没有选择，但危暐在极限条件下依然在寻找缝隙。”
2020年6月7日的文件更大，是一个视频日志。点开。
画面出现：危暐坐在一个简陋的铁架床边，背景是灰白的墙，墙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今日呼吸次数：次。”他看起来比照片上更瘦，眼睛下有深重的黑眼圈，但眼神清醒。
视频内容（危暐对着镜头低声说）：
“今天是第六十七天。我开始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逻辑了。
它不只是骗钱，是系统性地摧毁‘信任’这种社会资本。
它通过诈骗让儿女不敢接父母电话（怕是要钱），让朋友不敢借钱（怕是骗子），让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变成怀疑。
每成功诈骗一次，世界的信任值就降低一点。而信任是社会的胶水——胶水没了，社会就碎成孤立的个体，更容易被各个击破。
所以他们的真正产品不是钱，是‘普遍的怀疑’。
而我的工作……我被迫成为生产这种怀疑的流水线工人。
但我发现了一个漏洞：信任虽然容易被摧毁，但也容易被微小的事实重建。
所以我在每一个我被迫制作的骗局里，都埋了一粒‘事实的种子’——可能是一行隐藏的代码注释，可能是一个伪造文件中无意留下的真实信息，可能是一通诈骗电话里故意说错的某个细节。
这些种子很微小，但如果有人注意到，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骗子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疑问是怀疑的开始，但也是对怀疑的怀疑——这是信任重建的第一步。”
视频到此结束。
程俊杰喃喃道：“他在用骗局培养反骗局的免疫力……这是什么样的心智？”
“被迫天才，”孙鹏飞说，“而且，他预见到了‘后真相时代’的核心问题：当谎言泛滥，微小的真相反而会成为最刺眼的存在。”
（三）书柜里的“罪证档案”
危暐的书柜分四层。最上层是技术书籍，第二层是文学哲学，第三层是一些旧杂志和笔记本。最下层锁着一个铁皮柜。
林淑珍拿出钥匙：“这个柜子他从不让我们看。说里面是‘工作资料’。我们一直没开过。”
打开。
不是书，是一沓沓打印纸、照片、甚至还有几部旧手机。最上面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写着：“致后来者：如果你打开这个，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
陶成文取出信封里的信。这次不是危暐的笔迹，是打印的，但末尾有他的手写签名。
信的内容：
“无论你是谁，欢迎来到我的‘罪证房间’。
这里存放的不是我的荣耀，是我的罪行——我在kk园区被迫参与的所有诈骗项目的技术文档、心理剧本、受害者数据（已匿名化）、以及我的‘抵抗痕迹’。
我留下这些，不是为了辩解，是为了证明：
1 犯罪可以系统化到什么程度。
2 人在极端环境下可以如何抵抗。
3 每一条诈骗流水线的末端，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摧毁。
我建议你按时间顺序阅读，从2020年3月到2021年5月。你会看到我的变化：从试图‘小修小补’，到意识到必须‘系统性对抗’，再到设计‘茉莉花协议’的全过程。
最后，书柜最底层有一个暗格。打开需要密码：茉莉花在园区的最后一次开花日期。
——危暐（vcd），2021年5月25日，于离开园区前三天”
所有人看向书柜底层。程俊杰蹲下，摸索，发现一块木板可以滑动。推开后，是一个大约二十厘米见方的暗格，里面放着一个黑色u盘，和一个密封的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小撮干枯的茉莉花。
“茉莉花在园区的最后一次开花日期……”鲍玉佳轻声重复，“这怎么知道？”
孙鹏飞突然说：“我知道。2021年5月28日。”
“为什么？”
“因为那天，危暐在园区的小院子里，偷偷种了一株茉莉花——从厨房偷的香料茉莉。那天晚上花开，他摘了一朵夹在日记里。第二天，他就开始执行最终逃跑计划。”孙鹏飞的声音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