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腊月二十八，高雄的空气中弥漫着年节的躁动。
墨海贸易行二楼办公室里，林默涵摘下金丝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窗外盐埕区街市熙攘，卖春联的小贩吆喝声穿透玻璃，在他听来却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三天前，魏正宏亲自带队突击检查高雄港的七家贸易公司。理由冠冕堂皇——清查“可疑资金流向”，实则针对左营军港泄密事件。军情局三处便衣在码头蹲守半个月，已经秘密逮捕三名与海军有往来的商人。
“沈先生，”秘书小周推门进来，脸色发白，“楼下...魏处长又来了。”
林默涵手指微微一顿，随即从容戴上眼镜：“请魏处长到会客室，上好茶。”
“可他带了三个人，说要在您办公室谈话。”
“那就请进来。”
门推开时，魏正宏没有穿军装。藏青色中山装，黑色皮鞋，手里拿着一卷当天的《中央日报》。他身后的三名年轻人也作便衣打扮，但腰间鼓起的轮廓出卖了身份。
“沈经理，打扰了。”魏正宏笑容温和，目光却在办公室里一寸寸扫过。
“魏处长大驾光临，是沈某的荣幸。”林默涵起身相迎，示意小周上茶，又对那三名年轻人说，“几位也请坐，站着说话显得沈某待客不周。”
其中两人看向魏正宏，见长官微微颔首，才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第三人却径直走向书架，手指在书脊上缓慢滑动。
“小陈是爱书人，”魏正宏在沙发主位落座，接过林默涵递来的茶，“沈经理这间办公室，书可不少。”
“做贸易的，总要多读些书。”林默涵在对面坐下，右腿自然搭在左膝上，这个姿势能让他随时起身，也方便从裤管暗袋取物——如果必要的话。
书架前的小陈突然抽出一本《国富论》，书页间掉出张纸片。他弯腰拾起，是张当票，高雄“永和当铺”的印戳，日期是去年十月，典当物是块劳力士金表，当金三百银元。
“沈经理也去当铺？”小陈将当票递还，眼睛却盯着林默涵的手腕。
林默涵今天戴的正是块劳力士。
“让您见笑了。”他苦笑着摘下手表，表带内侧有处不显眼的划痕，“去年家母重病，急用钱，把表当了。上个月才赎回来，这划痕就是当铺伙计开箱时不小心弄的。您看，这表带都松了，得去修。”
魏正宏接过手表，对着光端详。表盘、表针、表冠，每一处都看得很仔细。三分钟，整个会客室只听见茶盖轻碰杯沿的脆响。
“沈经理是孝子。”魏正宏终于将表递还，话锋却突然一转，“不过我记得，您去年十月申报的入境记录显示，您是十月中旬抵的高雄。而家母...据我们了解，沈老夫人三年前就在泉州过世了。”
空气瞬间凝固。
书架前的小陈手已摸向后腰。靠墙两人稍稍调整坐姿，封锁了门窗方向。
林默涵的心脏重重一跳，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甚至轻笑出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魏处长情报做得细致，”他说，“家母确实三年前就走了。我说的‘家母’，其实是内子的母亲，我的岳母。老人家胃癌晚期，去年九月恶化，我从香港汇钱回去，十月到高雄后发现还不够，就把表当了应急。这事...”他顿了顿，眼圈恰到好处地红了红，“说起来惭愧，没能让老人家用上最好的药，十一月就走了。”
这番话说得不疾不徐，语气里有恰到好处的伤感，也有女婿的自责。最重要的是，时间线完全吻合——九月汇款，十月当表，十一月去世，十二月赎回手表悼念岳母。
魏正宏盯着他看了足足十秒，忽然笑起来：“是我冒昧了。节哀。”
危机看似解除，但林默涵知道这只是开始。
果然，魏正宏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抽出份文件：“沈经理生意做得不错，墨海贸易行开业半年，营业额在同规模贸易公司里排前三。蔗糖出口这块，听说高雄港务处的陈处长给您开了不少绿灯？”
来了。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林默涵早有准备。他从抽屉取出账本，翻开其中一页推到魏正宏面前：“不敢瞒魏处长，做生意总要打点。这是我给陈处长那边的‘茶水费’明细，每个月三百银元，过节加倍。高雄港各家贸易公司都这么做，不信您可以问问隔壁‘兴盛号’的李老板，他给的比我多。”
这话说得坦荡，反倒显得清白。在1950年代的台湾，公务人员收受“茶水费”是公开的秘密，军情局真要查，高雄港一半官员都得下马。
魏正宏扫了眼账本，没接话，却问了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沈经理喜欢看戏吗？”
“偶尔。”
“昨晚我去看《四郎探母》，演杨四郎的那个武生，功夫不错。散场时在后台见到他卸妆，您猜怎么着？”魏正宏身体前倾，声音压低，“油彩下面，是张完全不同的脸。”
林默涵感到后背渗出细密的汗，但笑容依旧：“魏处长这话...深奥。”
“不深奥。”魏正宏从怀里掏出张照片，放在茶几上，“这个人，沈经理认识吗？”
黑白照片上是个三十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