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德发继续说，手仍然贴在钟上，“维尔纽斯起义。钟楼被炮火击中，钟摆卡住了，停在下午两点十七分—那是起义领袖们被捕的时刻。”
尤吉斯的祖父就在那场起义中被流放西伯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然后是1991年1月13日，”包德发的眼泪滑落，在脸上冲出两道痕迹，“苏联坦克开向电视塔。这座钟应该为死者鸣响，但它被命令沉默。它沉默，但每一条裂缝都记着那一天的温度：零下二十五度。”
老历史学家哭出声来：“我的儿子…那天在电视塔”
包德发收回手，泥糊已经干涸，在钟表面形成了像大地干裂的图案。
“这座钟不是裂开了，亲爱的们。”他站起身，声音恢复了那种至骚的轻快，“它是终于可以呼吸了。五十年、一百年的创伤，需要物理的出口。”
他转向目瞪口呆的专家们：
“你们想要修复它？那就别把裂缝焊起来。扩大它。让阳光从裂缝照进来。让雨水从裂缝落进去。让这座钟成为立陶宛历史的真正纪念碑—不完美的、伤痕累累的、但依然在呼吸的纪念碑。”
包德发把工作坊设在帕兰加琥珀博物馆的地下室—一个装满数千万年前树脂化石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古老时间的气息。
第一天，来了七个“病人”：五座沉默的教堂钟的看守人，一位国家博物馆的钟表修复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维尔纽斯大主教区的年轻执事，马吕斯。
“我不相信新时代神秘主义，”马吕斯开门见山，黑色的法袍与包德发今天的亮橙色喇嘛袍形成荒诞对比，“但我的教堂钟…它在凌晨三点独自鸣响，每天。而那个时间点，教堂空无一人。”
包德发没有反驳，而是递给他一块粗糙的琥珀原石。
“握紧它，告诉我你感觉到了什么。”
马吕斯皱眉，但照做了。几分钟后，他的表情开始变化。
“它温暖。不像石头，更像有生命的。”
“因为它是时间的眼泪。”包德发在房间里踱步，袍子拖在地上发出沙沙声，“五千万年前，一棵松树受伤，流出树脂。树脂包裹住小虫、树叶、空气。然后被埋葬，被压力，被时间转化为宝石。”
他停在马吕斯面前：
“立陶宛的历史就是一块巨大的琥珀。伤口被封存，但没有消失。你们的钟表不是机器，它们是这个国家的神经末梢—当整个躯体尚未准备好感受痛苦时，神经末梢先尖叫了。”
包德发的工作坊持续了一周。每天，他都有新花样：
第二天，他让所有人躺在琥珀展柜上，“让五千万年的振动调整你们的生物钟”。
第三天，他带来一套用旧钟表零件改造的“共鸣乐器”，让大家即兴演奏“未被听见的历史”。
第四天，最震撼的：他请来了三位立陶宛rune歌手—古老多声部民歌的传承者。
当rune歌手们开始吟唱时，地下室里的琥珀开始共振，发出轻微的嗡鸣。更神奇的是，马吕斯带来的教堂钟微型模型，指针开始缓慢移动。
“这不是魔法，”包德发在歌声中低语，“这是频率。古老歌声的频率，琥珀记忆的频率，钟表创伤的频率—它们在寻找和谐。”
第七天结束时，马吕斯找到了答案。
“凌晨三点”他眼睛红肿，显然哭过，“是1941年第一批流放者被从家中拖走的时间。我的教堂当时被用作临时拘留点。钟楼被封锁，但他们无法封锁钟的记忆。”
老钟表修复师艾迪塔，一位七十岁的女士，握住了马吕斯的手。
“我的父亲也是钟表匠。他告诉我，苏联时期，所有钟表都被强制调到莫斯科时间。但他偷偷做了两套齿轮—一套表面，一套隐藏。当没人注意时，钟表会悄悄切换回维尔纽斯时间。”
她打开随身带来的小木箱，里面是几十个微型齿轮。
“这些都是‘时间抵抗者’的零件。我想也许是时候让它们重新工作了。”
二月十六日，立陶宛独立日。按照传统，所有教堂钟应该在这一天正午齐鸣。
但今年，一个消息悄悄传开：今年的钟声将不一样。
包德发和团队秘密策划了“时间起义”—不是政治起义，而是时间记忆的起义。
他们给老城十四座教堂的钟安装了“双心系统”：一套现代精准机械，一套由艾迪塔父亲留下的“抵抗齿轮”复刻而成。系统之间有一个琥珀开关—当温度达到某个特定值，或当某种声波频率被检测到，系统会自动切换。
“我们设置触发器，”包德发解释，“当rune歌手在某个广场歌唱，当足够多的人在某座纪念碑前静默，当阳光以某个角度照射琥珀窗—钟表会切换回它们‘记忆中的时间节奏’。”
独立日前夜，秘密泄露了。
保守派议员在电视上愤怒抨击：“这是对历史的亵渎！苏联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创伤！”
更糟糕的是，东正教教会公开谴责：“让钟表‘自主选择’时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