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德发裹着一件貂皮大衣出现在维尔纽斯机场，大衣内衬却是骚气的荧光粉丝绸，领口露出一串琥珀珠子—每颗珠子里都封存着微型钟表零件。他踩着一双镶嵌着琥珀厚底的切尔西靴，在立陶宛一月的寒风中像个从异次元走出来的萨满。
“亲爱的，这里的冷是那种”他深吸一口气，白色的雾气在空中画出一个不完整的钟表图案，“渗透到历史骨髓里的冷。”
来接他的是立陶宛文化部遗产司司长，尤吉斯·巴拉考斯卡斯，一个脸上刻着东欧知识分子特有忧郁的五十六岁男人。他开着一辆前苏联时期留下的伏尔加轿车，发动机的声音像肺痨病人的咳嗽。
“包大师，感谢您愿意来。”尤吉斯的声音低沉，“我们需要帮助，但不是修复钟表那么简单。”
车子驶过维尔纽斯老城，街道两旁是巴洛克式的教堂和哥特式的尖顶。包德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座教堂的钟楼都沉默着。
“圣诞节前，圣安娜教堂的钟突然倒转。”尤吉斯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发白，“圣诞夜弥撒时，它本该敲响午夜钟声，却发出了类似哭泣的声音。紧接着，三天内，老城十四座主要教堂的钟全部停摆或异常。”
车子停在一个小广场上。前方是圣卡西米尔教堂—立陶宛第一座巴洛克式教堂，淡粉色的外墙在冬日苍白阳光下泛着病态的光泽。
“最严重的是这里。”尤吉斯指向钟楼，“钟楼的钟摆它不再垂直摆动，而是画着不规则的椭圆形。我们请了德国、瑞士最好的钟表专家，他们都说是机械故障。但我们换掉了所有零件，情况反而更糟。”
包德发跳下车，貂皮大衣在身后飞舞如翅膀。他走到教堂门口，没有进去，而是俯身将耳朵贴在古老的木门上。
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他直起身，眼睛亮得吓人。
“它不是在故障。”包德发的声音里有一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兴奋，“它在跳舞。一种悲伤的、被打断的舞蹈。”
尤吉斯愣住了：“跳舞？”
“带我去看看你们最古老的钟，不是教堂的钟。”包德发转向他，琥珀珠子在领口闪烁，“我要看那些被藏在阁楼里、地窖里、人们不愿提起的钟。”
他们来到了尤吉斯祖母的农舍，位于特拉凯附近一个冰冻的湖边。木屋的阁楼里，积满灰尘的杂物堆中，尤吉斯搬出一个用破布包裹的木箱。
“这是我曾祖父的钟。”他打开木箱，里面是一座精致的橡木座钟，钟面下方刻着一行花体字：“lietuva,brangi,t?vyn??”（立陶宛，珍贵，我们的祖国）。
“这是《国歌钟》。”尤吉斯的喉结滚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占领期间，所有公开演奏立陶宛国歌的钟表都被收缴销毁。我祖父是钟表匠，他偷偷做了这个小座钟，把国歌的旋律编进报时音乐。当秘密警察来搜查时，他把它藏在墙里。”
包德发单膝跪地，手指轻抚钟面。没有上发条，但当他触摸到那个刻字时，钟内部突然发出了轻微的“咔哒”声。
“它记得。”包德发轻声说，“即便没有被启动，它依然记得自己的使命。”
就在这时，阁楼的窗户开始震动。不是风，是一种低频的共鸣，从土地深处传来。
尤吉斯的手机响了。他接听，脸色骤然苍白。
“格季米纳斯塔”他几乎说不出完整句子，“格季米纳斯塔的千年钟刚刚裂开了。从正中，裂成了两半。”
包德发站起身，琥珀珠子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带我去塔楼。但不是去看裂缝。”他的眼睛在昏暗的阁楼里像两盏小灯，“是去听土地的心跳。”
格季米纳斯城堡塔楼，立陶宛最古老的历史象征。此刻被警戒线封锁，文物专家们围着一座巨大的铁钟，钟体从正中裂开，裂痕整齐得像是被激光切割。
包德发推开人群—今天他换上了一套深绿色天鹅绒套装，领口别着一枚用十字军骑士剑碎片打磨的胸针，剑尖指向心脏位置。
“都退后。”他的声音不高，但有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你们的声音太吵了，我听不见它在说什么。”
他走到裂钟前，没有检查裂缝，反而盘腿坐下，从随身皮包里拿出一排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粉末。
“立陶宛白粘土波罗的海的沙维尔尼亚河的淤泥橡树林的腐殖土”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将粉末混合在一个小铜碗里，然后加入伏特加，搅拌成糊状。
周围专家们交换着困惑的眼神。尤吉斯示意他们安静。
包德发将混合泥糊涂在双手上，然后轻轻按在裂钟两侧。闭上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塔楼里只有风声和远处城市的喧嚣。
突然，包德发睁开眼睛，眼中含泪。
“1941年6月14日，”他的声音颤抖，“第一批大规模流放。凌晨三点钟。你们的钟在这个时间被强制改成莫斯科时间，快了两个小时。但它不愿意，所以它记住了真实的时刻—立陶宛的时间。”
一位年迈的女历史学家捂住嘴，发出哽咽的声音。
“194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