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1932年的世界时钟，可以显示全球24个时区，但现在只显示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而且巴黎比柏林快，柏林比布鲁塞尔快，形成了一个时间循环。
一座1958年博览会纪念钟，设计成原子球造型，但球体不规律旋转，“就像在寻找永远找不到的轨道”。
一座1970年的“欧盟和谐钟”，表盘上是十二颗星，但每颗星的指针指向不同的小时，“完美的不同步”。
修复室主任让-皮埃尔是个寡言的瓦隆人，五十岁，手指因常年工作而粗糙，但触摸钟表时无比温柔。
“它们不是在故障，”让-皮埃尔说，声音低沉，“它们是在反映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我们要求钟表统一，但我们自己连语言都无法统一。”
他打开一个特殊的保险柜，取出一座小巧的台钟。
“这是我祖父的钟。他是弗拉芒人，娶了瓦隆妻子。1940年，德军入侵，他们不得不逃亡。临走前，他把钟调到布鲁塞尔时间，但把心脏—擒纵轮—换成了他家乡安特卫普的一个小零件。”
钟在桌上，发出稳定的滴答声。
“我父亲是法语区长大的，但他继承了这座钟。每年弗拉芒节日，钟会快两分钟。每年瓦隆节日，钟会慢两分钟。但到了比利时国庆日”让-皮埃尔停顿，“它会准时。完美准时。”
包德发凝视这座钟，镜片后的眼睛湿润了。
“所以分裂中仍有统一，”他轻声说，“即便只是每年一天。”
“但问题在扩大。”埃洛伊丝走进来，手里拿着最新报告，“列日市的工业钟集体罢工—它们拒绝为法语区工厂报时，除非弗拉芒语区的港口钟也得到‘平等尊重’。布鲁日的中世纪钟楼则开始以中世纪时长计时—每天被分为十二个‘不等的时辰’，完全无视现代时间表。”
她看着包德发：
“我们国家的时间正在分裂成一百个碎片，像钻石被切割。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让所有切面依然属于同一颗宝石的方法？”
包德发站起身，钻石服装在日光灯下刺眼。
“带我去最分裂的地方。”他说，“不是地理上的，是时间上的。带我去一个地方，那里的‘现在’有最多不同的定义。”
比利时语言边界线—一条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线，将国家切成两半。包德发站在边界线上的一个小镇：林堡省的福尔肯斯瓦尔德，这里理论上属于弗拉芒语区，但40居民说法语。
镇广场有两座钟：市政厅的钟显示弗拉芒学校时间，教堂的钟显示瓦隆工厂时间。它们之间相距五十米，但时间差在一天内可能达到十七分钟。
“我们在这里做实验。”包德发宣布，今天他穿得像马戏团指挥—红礼服、白手套，但手套指尖镶着小钻石。
他的团队在广场中央安装了一个特制的“桥梁钟”：表盘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内部有三套独立的齿轮系统在同时运转—一套弗拉芒节奏，一套瓦隆节奏，一套“欧盟标准节奏”。
“这座钟不会选择一种时间，”包德发对围观的居民解释，“它会同时保持三种时间。但看这里”
他指向钟的顶部，那里有一个精巧的平衡装置：三个小摆锤，分别代表三种时间系统，通过复杂的连杆相互连接。
“当一种节奏过快，它会拉动其他两种。当一种过慢，它会被其他两种拉动。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调整。”
第一天，无事发生。钟只是滴答走着，三个指针各自移动，像冷漠的室友。
第二天，当地小学的孩子们来参观。弗拉芒语老师让学生们用法语对钟唱歌，瓦隆语老师让学生用荷兰语计数。
第三天，奇迹发生了。
上午十点，市政厅钟应该鸣响，但那天是瓦隆区假日，教堂钟保持沉默。而桥梁钟—它找到了折中：没有完整鸣响，而是发出了一段简短的双语言旋律，前半句是弗拉芒民谣片段，后半句是瓦隆民歌片段。
居民们震惊了。
“它在调解？”咖啡馆老板玛丽说，她嫁给了来自法语区的丈夫，“就像我们家的晚餐对话—一半荷兰语，一半法语，中间夹杂着‘把盐递给我’的手势。”
但并非所有人都满意。
镇议会的极端派成员范戴克公开谴责：“这是对弗拉芒身份的背叛！时间应该是纯净的，不是混合的！”
他的对手，瓦隆裔的杜邦反击：“纯净？就像你们强迫所有商店招牌用荷兰语？钟表至少还懂得尊重多样性！”
争吵在镇议会爆发。与此同时，桥梁钟开始出现异常：它的三个指针开始颤抖，像在害怕。
包德发那晚坐在广场长椅上，对着钟说话：
“我知道，亲爱的。调解是最累的工作。但你比他们都聪明—你明白分裂只会让所有切面失去光泽。一颗钻石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碎片，而在于这些碎片如何共同折射光。”
第二天，包德发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
他邀请弗拉芒语诗人和瓦隆语诗人同时来到广场，让他们背对背坐着，各自写一首关于时间的诗。但规则是：弗拉芒诗人必须用一些法语词，瓦隆诗人必须用一些荷兰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