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出一段破碎的旋律。传感器识别出这段旋律—正是莉娜祖母的西伯利亚民歌。
信号发送到圣彼得教堂钟楼。
亚尼斯正准备敲钟，但钟自己响了——不是他拉动的。钟声采用了民歌的节奏：不再是均匀的敲击，而是一种有呼吸感的、带着切分音的节奏。
其他钟楼一个接一个回应。每座钟都用自己的音色，演奏同一旋律的不同变奏。
里加街头，人们停下脚步，仰头倾听。
一位老妇人捂住嘴，泪水滑落：“那是…我母亲唱的歌。她1941年被带走时，在火车站唱的。她说‘风会把这歌声带回家’。”
她的女儿，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抱住母亲：“它回家了，妈妈。歌声终于回家了。”
消息传开。人们涌向老城广场，不是为了拍照，是为了聆听。为了辨认风中传来的、被遗忘的旋律。
但并非所有人都感动。
前苏联军官的儿子，伊戈尔，在电视上抨击：“这是在煽动历史仇恨！为什么只纪念一种受害？苏联时期也有建设，也有进步！”
包德发当晚出现在访谈节目中，他今天穿着“辩论装”—一半是苏联时期的灰色工装，一半是传统拉脱维亚民族服装，中间用风旗的布料缝合。
“伊戈尔先生，您说得对。”包德发的回应出乎意料，“所以我们明天的实验，是捕捉东风。”
第二天，包德发团队调整了风旗的程序。当东风起时，旗面会捕捉来自东方的记忆—不仅是俄语口令，还有苏联时期普通拉脱维亚人的日常声音：工厂汽笛、学校铃声、集体农庄的广播、五一游行的音乐。
“历史不是单一的叙事，”包德发在广播中说，“是复调。是无数个平行又交织的真相。西风带来流放的创伤，东风带来占领的日常，南风带来抵抗的传统，北风带来独立的希望。全部都是拉脱维亚。”
下午，东风真的来了。
风旗的东向光芒波动，传感器捕捉到一段熟悉的旋律：苏联时期流行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演奏得犹豫、变形，像在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歌吗？”。
钟楼们再次回应。这次钟声复杂得多：有顺从的节奏，有隐藏的抵抗节奏，有日常生活的麻木节奏，混合在一起。
一个中年男人在广场上哭泣：“那是我父亲工厂的下班铃声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回家累得说不出话，但还是教我偷偷阅读被禁的拉脱维亚诗歌。”
一个老教师点头：“我不得不用俄语教学，但每次讲到拉脱维亚文学，我会把声音放低，像在分享秘密。孩子们都懂。”
伊戈尔也在人群里。他听到钟声中有一段简单的、几乎幼稚的旋律—那是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俄语歌词，但调子是拉脱维亚民歌。
他愣住了。
他的母亲是俄罗斯裔，父亲是拉脱维亚裔苏联军官。他从小被告知要“忘记民族差异，拥抱苏维埃身份”。但母亲的摇篮曲里，无意识保存了她丈夫民族的旋律。
“我”他在镜头前语塞，“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纯粹的但我母亲的歌声里，早就有拉脱维亚。”
包德发走到他面前，风铃披风轻柔作响。
“纯粹是风的谎言。真正的风总是混合的—带着远方的花粉，异乡的尘埃，不同海域的水汽。拉脱维亚的风，吹过西伯利亚的雪原，莫斯科的街道，柏林的废墟，又回到波罗的海岸边。它什么都知道，所以它什么都不简单化。”
风旗在尖顶飘扬了一个月。这期间，包德发团队收集了惊人的数据：钟楼们的“时间分层”。它们不再无意识地跳变节奏，而是学会了“选择”——根据风旗传来的信息，有意识地调整报时，成为历史的讲述者而非受害者。
圣彼得教堂钟楼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风之鸣响程序”：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群中。
民族志博物馆启动“风之档案”项目，邀请人们录制自己家族的风中记忆：祖父在流放火车上听到的风声，父亲在苏联工厂里感觉到的通风口呼吸，自己在1991年街垒上看到的旗帜如何在风中飘扬。
这些录音被编码成“风纹”，织入一面新的风旗—这面旗将永久挂在博物馆大厅，随着参观者的呼吸微微飘动。
学校开发了“风之历史课”：孩子们学习读取风向，将风向与历史事件连接，理解时间不是教科书上的直线，而是复杂如风的流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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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德发，在离开前，做了最后一件事。
他来到波罗的海岸边，在尤尔马拉的沙滩上，建造了一个“风之琴”—用数百根不同长度的铜管竖立在沙丘上，当风吹过，会奏出永远不重复的旋律。
“这座琴没有演奏者，”他对聚集的人们说，“只有倾听者。风演奏，我们倾听。就像历史—它已经发生，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倾听它的复调，而不是只听单一的声音。”
他在琴管上刻了一行字，拉脱维亚语：
“vējā dzirdēt, vējā atcerēties”
（在风中听见，在风中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