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地准备他的出海计划，完全不用得罪任何人。可他偏偏要站出来，偏偏要奏请开设武举。
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杨荣来不及多想，因为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杨士奇率先出列，他步履从容，神态恭敬而不失风骨。他是文臣中的核心人物，江西吉水人，少时贫苦却勤学不辍，建文年间入仕，靖难后归附朱棣，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沉稳的性格深得皇帝信任。
他躬身行礼，开口道：“陛下，老臣以为，吴王殿下此举，实为不妥。”
殿中顿时安静下来。杨士奇说话向来滴水不漏，连朱棣也常常认真听取他的意见。朱高煌从地上站起，退回班列，目光直视杨士奇，面无表情。
杨士奇不紧不慢地说道：“昔者太祖高皇帝开基立业，定鼎天下，设科举以取士，垂法后世，圣谟宏远，非臣下所能轻议。”
“但太祖曾下诏开科举，诏书中明言‘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太祖之意，在于取全才之士，而非偏废其一。今日若增设武举，则是以武力与文事并立，是析文武为二途，恐非太祖之本意。”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深沉：“太祖高皇帝曾御制《大诰》，其中有一言，臣不敢忘——‘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太祖之意甚明，天下人才，当求其全，岂可文武分途，各自为政？”
“若武举一开，则天下习武之人，但知弓马韬略，而弃诗书礼义；习文之士，但知章句翰墨，而不谙军旅之事。长此以往，文武相轻，国无全才，此非社稷之福也。”
杨士奇引用的这段太祖语录，确实出自朱元璋的《大诰》三编。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一度考虑过恢复武举，但最终作罢，并在《大诰》中留下了这段话。朱元璋认为，真正的人才应该文武兼备，而不是将文武割裂开来。
杨荣紧随其后出班，他身形清瘦，目光锐利，言辞比杨士奇更加激烈：“陛下，臣以为杨大学士所言极是。武举之设，非但违背太祖圣训，更有两大弊端不可不察。”
朱棣眉头微皱，淡淡道：“讲。”
杨荣竖起一根手指：“其一，武举若开，则天下豪强子弟，必弃文从武，以弓马为能事，以兵法为捷径。彼等不读圣贤之书，不明君臣大义，一旦手握兵权，轻则骄横跋扈，重则拥兵自重，此乃乱之始也。”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其二，武举中式者，当授以武职。而今武职之数，已有定员，卫所千百户、指挥使，皆有定额。若每年增添武进士，则武职冗滥，俸禄糜费，国家财政何以负担？况且军户子弟，世袭武职，本已有进身之阶，今又开武举，是以两途并进，反而滋生了奔竞之门。”
说完，杨荣深深一揖，退回了班列。
杨溥也站了出来，他的态度比前两位更加温和，但言辞同样坚定：“陛下，臣以为，二位杨大人所言皆为国家深谋远虑，臣不敢更有他说。只是臣思之再三，窃以为武举之设，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武艺如何考校？韬略如何评判？”
“文有科场，以文章定高下，文章优劣，有目共睹，有法可循。然武艺者，弓马之力，刀枪之技，临场发挥，变数极多。”
“若以射箭中靶为能，则不过是匹夫之勇；若以策论韬略为要，则又与文举何异？若两者并重，则一场考试，既要较力，又要论文，程序繁杂，难以推行。若偏重一端，则名不副实，徒具虚名。此中难处，不可不虑。”
三杨说完，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们纷纷出班附议。
给事中李时勉言辞激烈：“吴王此举，乃是紊乱祖制，动摇国本！”
御史陈祚更是直言：“武举一开，则天下尚武成风，刀兵之气弥漫朝野，此非治世之象！”
翰林院侍读学士金幼孜也出班道：“太祖高皇帝圣训昭昭，后世子孙当谨守勿失，岂可轻言更改？”
一时间，朝堂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文臣们引经据典，慷慨陈词，仿佛武举一旦设立，大明天下就会立刻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武将勋贵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成国公朱勇的拳头已经握得咯咯作响，英国公张辅的面色铁青，安远侯柳升则不停地用笏板轻轻敲打手掌，发出烦躁的闷响。
朱高煌站在班列中，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冷笑。他早就预料到文臣们会拿太祖说事，也早就准备好了反击的言辞。
但他并不急于开口，而是耐心地等待着，让文臣们把所有的理由都说出来，说到极致，说到无可再说——这样，他的反击才会更加有力。
当最后一个御史退回班列，殿中暂时安静下来之后，朱高煌再次大步走出班列。
他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父皇容禀！儿臣方才听诸位文臣之言，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仿佛儿臣所请武举一事，乃是祸国殃民之举。”
“然而，儿臣思之再三，窃以为诸位文臣之言，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徒以祖制圣训为辞，掩盖其私心罢了！”
此言一出，殿中哗然。文臣们面面相觑，杨士奇的眉头微微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