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动作稍微大了一些，他的食指和中指在皮革表面上缓慢地、无意识地来回摩擦，发出一种轻微的、近乎耳语般的声音。
这两个字从富尔德嘴里出来的方式变了。
前面那些问题，巴克莱、韩国人、中国人，他是在核实事实。他的声调是平的，机械的，像是一个军官在听取战场伤亡报告。
甚至不是询问。
是质问。
是一种从极度的绝望中最后挤压出来的、对那个曾经和他同属一个阶级的男人的质问。
麦克达德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
麦克达德咽了一口唾沫。
他的声音极其疲惫，但每一个字都是清晰的。
富尔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比愤怒更深的、更原始的、近乎被背叛的痛苦。
富尔德的声音开始出现细微的颤抖。
富尔德的身体从沙发里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坐直了。
那根被弯折的铁棍，在这一刻，因为某种濒死的倔强而重新绷紧了。
它是对着天花板问的，对着落地窗外那片璀璨的曼哈顿夜景问的，对着某个不存在的、应该为这一切负责的更高存在问的。
麦克达德站在那里，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富尔德。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他可以说：因为保尔森救了两房之后，国会的攻击让他的政治资本耗尽了。
因为在大选年，没有任何政客敢支持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家私人投行。
因为保尔森自己是高盛出来的，如果他再救雷曼，他就会被永远钉在&34;华尔街傀儡&34;的耻辱柱上。
但他没有说这些。
因为在这个时刻，富尔德不需要解释。
解释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麦克达德走到沙发旁边，在茶几的边缘坐下。距离富尔德不到一米。
他的声音极其轻。
他停了一下。
办公室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
久到麦克达德开始数台灯灯泡里那根钨丝发出的极其轻微的嗡嗡声的频率。
富尔德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他的眼睛盯着面前的某个点——不是桌面上的东西，不是地毯上的图案，不是任何一个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具体对象。
他也许在看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东西。
也许是过去四十年的画面。
也许是1984年，他第一次被任命为雷曼交易部门负责人时的那个下午。
那时候雷曼还只是美国运通旗下的一个部门，他坐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办公室里，面前放著一台绿屏的报价终端和一杯纸杯咖啡。
也许是1994年，雷曼脱离美国运通独立上市的那个早晨。
也许是2001年，911之后的那个星期。
雷曼总部在世贸中心对面，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他们的窗户。他带着全体员工转移到临时办公地点，用了不到两周就恢复了全部业务。
那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
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在看。
也许他只是在经历一种人类在失去一切之后才会进入的、语言无法描述的精神状态。大脑保护性的关机，在极端的冲击面前自动降低一切感知能力，把痛苦推迟到某个它可以被承受的时刻再释放出来。
麦克达德不知道，他只是坐在那里静静等著。
富尔德的嘴唇动了。
没有声音出来。
他的嘴唇又动了一下。
这一次，有声音了。微弱而沙哑的、像是从一口干涸了的井底传上来的声音。
麦克达德闭上了眼睛。
富尔德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了，像是一块被浊水覆盖的透镜突然被擦干净了。
麦克达德睁开眼，看着富尔德。
富尔德也在看着他。
那双被疲惫和痛苦掏空了的眼睛里，此刻浮现出了一种麦克达德从未在其中见过的东西。
奇异的、近乎庄重的清醒。
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走上刑台之前，突然决定把自己的衣领理好，把鞋带系紧。
麦克达德的声音开始不受控制地发颤。
富尔德点了一下头。
动作很缓慢，像是他的脖颈已经承受不了头颅的重量了。
他说完这四个字，又陷入了沉默。
但这一次的沉默又和之前不同。
之前的沉默是麻木的、空洞的、像一座被掏空了内脏的建筑。
这一次的沉默是沉重的、实心的、像一块正在下沉的铁。
麦克达德站起身。
他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法务团队在等他。财务部在等他。it部门在等他。整个雷曼的几千名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等著一个将在几个小时后彻底改变他们人生的决定。
他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走廊的冷白色灯光从门缝里涌进来，在深色的地毯上切出一道刺眼的光带。
富尔德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麦克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