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工作期间，可能利用工作便利，为某些与他有关联的人员——比如经营茶园、苗圃的——在试点政策倾斜、项目资金分配上，提供不当关照。第二，是说他在教育系统工作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与本地部分建筑企业、材料供应商，包括已经被控制的‘城乡建设集团’负责人吴友财，存在不正常的经济往来。材料里附了几张工程单据和采购记录的复印件，但真伪还需要核实。第三，涉及到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反映，说他与多名女性关系暧昧，以及个人消费水平，看起来与他的收入不太匹配。最后，还含糊地提到，他可能利用县长联络员的身份，打探内部消息，干预某些具体事项。”
甄宇凯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剥离情绪的“干净”。他避免使用“举报人称”、“据反映”等可能暗示信息可信度的引导词，更绝不使用“涉嫌”、“严重”等定性词汇，连“可能”、“或许”这类缓和语气的词也降到最低。他反复强调“匿名”、“真伪待核实”、“含糊提及”等限定词，为自己筑起了坚固的缓冲地带。
叙述完毕，他稍稍坐直，做出总结性陈述，语气更加恳切：“收到这份东西后，考虑到内容直接指向县长身边的同志，性质非常敏感，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单独向两位主要领导汇报。在向您二位汇报之前，我没有启动任何正式核查程序，也完全没有与张舒铭同志本人有过任何接触或核实。事情来得突然，从发现材料到此刻向领导汇报，时间非常仓促，相关的研判和后续该如何处理，我本人也吃不准，迫切需要两位领导给予指示。”
这番话，堪称进退有据。既表明了“第一时间紧急汇报”的负责态度，又彻底撇清了“擅自启动调查”或“私下接触当事人”的嫌疑，更将“时间仓促”、“本人吃不准”的现状和盘托出，把判断和决策的责任，完全上交。
小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李德全手指轻轻点着沙发扶手的细微声响，以及茶杯里热气袅袅升腾。栗仁巍依旧慢慢吹着茶叶，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仿佛甄宇凯说的只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陌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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