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可以做主的内核像征——如国号的选择上，就不能太含糊。
“允中之言，有些道理。蒙元入主中原数十年，确实是华夏无法抹去的一段历史，为了子孙后代能正视过去，看清未来，我们不能也不应回避蒙元历史。”
石山他用一个比喻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接着道：
“但，这就好比孤儿力弱，家园被凶恶的强盗霸占，为了生存被迫认贼作父，虚与委蛇。待到这孩子长大成人，积蓄了力量，终于奋起赶走了强盗，夺回了祖产。
试问，这个重获新生的家族，难道还要沿袭那强盗的姓氏和习惯吗？”
夏煜身躯一震，彻底明白了石山的意思。
元帅不仅要武力驱除蒙元，更要在文化和法统上扫除其恶劣影响，故而连国号都不愿与“大元”有任何关联，哪怕是出自同一典籍的映射词汇。
他颇有捷才，很快就想到了应对，迟疑道：
“蒙元之前，我华夏凡正统王朝国号，依循古制，或袭用主君起兵前之封号，或沿袭龙兴之地地名，且皆为单字。
唯蒙元附会《易经》，改用双字‘大元’，元帅是认为此举不合华夏传统，故而不用‘大明’？”
石山是穿越者，志在革新民族精神，创建一个远超历代的新秩序，内心深处其实比蒙古统治者更加“反传统”。
但就如借“驱虏复汉”之名打击反动势力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一样，越是进行触及根本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改革，就越需要借助宏大叙事的“大义”名分。
需要披上“传统”的外衣，从古籍和历史传统中查找“合法”依据。
所谓“六经注我”，不扛着“回归正道”“光复旧物”的旗帜，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力量，去反那积弊千年的“传统”？
“恩，正是此意。”石山肯定了夏煜的推测，“双字国号，终非华夏正朔之象。”
夏煜才思敏捷，既然元帅否定了“大明”，他就立刻沿着“传统”和“大义”的思路继续查找新国号，不多时便有了主意，道：
“元帅高举‘驱虏复汉’旗帜，早就天下瞩目。且元帅最早起兵于徐州，大败蒙元十万大军扬名天下亦在徐州。徐州乃汉高祖刘邦龙兴发迹之地，可否沿用‘汉’为国号？”
实际上，在蒙元的行政区划中，无论是长期只辖有萧县一地的下州徐州，还是至正八年才升格为下路，辖有四州十一县的徐州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都始终不在其管辖范围内。
但自秦汉以降，从四川郡（即泗水郡）到后来的徐州，彭城（徐州治所）与丰、沛等地在行政区划和文化认同上早已紧密绑定了近一千五百年。
在天下汉人的观念中，汉高祖故里的“徐州”便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传统”。
“汉？石汉？”
石山来自后世，本位面原身又是底层军户，对于历代国号优劣，更多是基于后世的历史评价和自身的直观感受。他知道哪些国号可能带来不好的联想，但要他自己凭空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号，确是强人所难。
既然否定了与“大元”相关联的“大明”，而“驱虏复汉”又是当前最有力的口号，以“汉”为国号，强调扫除蒙元弊政，重塑汉家文明，似乎也顺理成章。
至于新朝不用旧号，哪也要等新朝真正具备统一天下之势再说。
至少当下，经历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人心思汉，无论徐宋、韩宋，还是张周和朱吴、张吴，起兵之初，用旧国号都要比生造的新国号更有号召力。
石山沉吟片刻，目光渐趋坚定，终于拍板道：
“驱胡虏而复汉天下，名正言顺。就定‘汉’吧！”
夏煜闻言，心中一块巨石落地，连日来的奔波劳碌和殚精竭虑，都化作了无比的欣慰与激动。
虽说劝进只是走程序，时间越长，礼曹可操作的空间越大，越能体现其权柄，但天下纷乱，此事拖延越久，变量越多，也会给外界以尤豫不决之感。
如今国号已定，可谓万事俱备。
他当即整理衣冠，后退一步，以最庄重的姿态，伏身下拜，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国号既定，天命已彰！臣，夏煜，恳请元帅顺天应人，早登大位，正位称尊，以安天下万民之心，以聚四海豪杰之志！勿令翘首以盼之忠心久候！”
称王建国，是为了在元廷主力反扑前，最大限度地凝聚内部力量，提振军心士气。该走的“三请三让”程序已然走完，石山判断元廷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已迫在眉睫，此刻再无推辞之理。
“众望所归，山亦不敢再辞。”
石山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回荡在议事堂中。
“便依礼曹所拟章程，择吉日举行典礼吧。”
九月二十二日，江宁（应天府）。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原本的元帅府已被匆忙而有序地布置为临时宫苑，虽无大都皇宫的巍峨壮丽，却也旌旗招展，仪仗森严。
从府门到主殿的道路两旁，身着崭新赤色战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