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德发出现在杜布罗夫尼克古城入口时，那身用破碎瓷片缝制的西装让所有游客停下了自拍。瓷片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奥匈帝国的精致骨瓷、南斯拉夫时期的粗犷陶片、克罗地亚独立后的现代釉彩。当他走动时，阳光在千万片碎瓷上折射，整座古城墙仿佛在他身上重新拼合。
“亲爱的，这里的时间不是流动的，”他伸出手，感受亚得里亚海的风，“是凝固在裂缝里的琥珀。每一个裂痕都是一个‘从未愈合’。”
来接他的是克罗地亚文化记忆研究院院长，伊万·巴宾，一位六十岁、左脸有一道弹片疤痕的学者。疤痕从太阳穴延伸到下巴，像一道额外的皱纹。
“包大师，欢迎来到伤痕的博物馆。”伊万的声音平静，但眼神深处有未熄灭的火焰，“我们的问题不是钟表不准，而是每个钟表都固执地停留在自己选择的‘正确时间’里。”
车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线行驶，包德发注意到一个奇观：每隔几公里，教堂钟楼的样式就截然不同—威尼斯风格的、奥匈帝国风格的、奥斯曼风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风格的，最后是独立的克罗地亚现代风格。
“这座钟楼，”伊万指向一座威尼斯风格的钟塔，“1991年战争期间被炮击，钟面停在了下午三点十七分—正好是塞族军队炮击开始的时间。我们修复了建筑，但市民投票决定：永远不修复钟面。它就叫‘停止的见证者’。”
“那座，”他指向远处一座奥斯曼风格的小钟楼，“属于一个波斯尼亚克族社区。他们的钟永远比克罗地亚族社区的钟慢十五分钟—不是机械故障，是‘文化时差’，他们说‘我们的时间更接近伊斯坦布尔’。”
最复杂的是前南斯拉夫时期的工业钟—巨大的、功能主义的钟塔，散落在废弃的工厂上方。
“它们大多数停在了1991年，”伊万说，“当工厂关闭，工人拿枪上前线的时候。但去年开始，有些钟自己重新走动了—不是全部，是随机的。没人知道规律。”
包德发瓷片西装在阳光下闪烁：“它们在选择记忆。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以什么样的节奏。”
伊万点头，疤痕在阳光下泛白：“就像这个国家。我们太擅长记住伤害，太不擅长记住连接。”
他们来到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小渔村。这里有一座特殊的钟楼—钟面不是数字，是九十二个名字。
“1991年12月6日，”伊万的声音变轻，“塞族军队包围村庄，把九十二个男人带到码头，让他们面朝大海跪下，然后很多人再也没回来。他们的妻子、母亲，把骨灰撒进海里，但立了这座钟。每个小时，钟不会敲响，而是会念出一个名字。一天念完九十二个，重新开始。”
包德发走近时，正好是下午三点。柔的女声录音：“安特·马里奇，四十二岁，渔夫，爱弹吉他。”
海风吹过，包德发的瓷片西装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像在回应。
“钟的声音会变化，”守钟人玛拉说，她是九十二人中一人的遗孀，“晴天时声音清亮，雨天时沙哑，大风天时会颤抖—像他们最后的呼吸。”
她打开钟楼的小门，让包德发看内部。钟摆不是金属，是用九十二个家庭捐赠的银器熔铸的—勺子、纽扣、婚戒、婴儿手镯。
“每次摆动，”玛拉轻触钟摆，“都是一次告别。永远在进行，永远未完成。”
包德发注意到钟摆上刻着一行小字，克罗地亚语：
“vrije ne zacjeljuje，sao nau?i bol da di?e”
（时间不愈合，只教痛苦如何呼吸。）
当晚，包德发在海边做了一个实验。他脱掉瓷片西装，铺在沙滩上，组成一个临时的“记忆地图”。然后邀请村民带来“时间遗物”—停止的手表、破碎的镜子、生锈的钥匙、褪色的照片。
每件物品被放在地图的不同位置：战争遗物在东边（战火来的方向），童年记忆在西边（日落的方向），爱情信物在南边（温暖的方向），不确定的记忆在北边（寒冷的方向）。
“现在我们不做判断，”包德发说，“只是让这些碎片呼吸同一个夜晚的海风。”
夜深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海雾升起，覆盖了地图。晨光初现时，雾散开，人们发现那些碎片没有被风吹乱，而是形成了新的图案—不是按类别，而是按某种看不见的联系：一把生锈的钥匙挨着一张婴儿照片，一块停止的手表贴着一片橄榄叶。
玛拉轻声说：“就像他们在告诉我们…所有的时间最终都流向同一片海。”
包德发在斯普利特戴克里先宫地窖—这座罗马帝国宫殿的地下迷宫——创办了“时间缝合工作坊”。选择这里，因为这座宫殿本身就是时间的层叠：罗马地基、中世纪教堂、威尼斯增建、现代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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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直线，是织物。”包德发第一天宣布，今天他穿着用渔网和丝线编织的“缝合装”，网眼里缀着碎瓷片，“克罗地亚的时间织物被多次撕裂。我们要做的不是掩盖裂痕，而是用金线缝合—让伤痕可见，但不再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