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德发站在莫斯塔尔古桥修复纪念碑前，内雷特瓦河在脚下奔流，流过石灰岩峡谷，流过战争与和平的记忆。这座十六世纪的奥斯曼石桥曾在1993年战争中被毁，2004年重建，如今是波黑和解的象征。
丽莎拿着震动的卫星电话快步走来，屏幕显示着波黑国内的区号，但信号来源却在乡村。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农业复兴基金会转接的线路。对方说情况紧急，已经联系欧洲各大动物福利组织无果。”
视频接通时，信号断断续续。画面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似乎是农场仓库的背景前，但背景墙上隐约可见弹孔修补的痕迹。
画面稳定下来，哈里斯身后的景象令人震撼：现代化养殖设施与战争遗留的伤痕共存。金属笼子后方的墙上，有一块用不同颜色水泥修补的墙面，显然是火箭弹留下的痕迹。
“我的农场就在曾经的交战线上，”哈里斯的声音低沉，“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波斯尼亚克族，我们的人曾经在这里互相射击。2002年，在欧盟资助下，我们三个不同族裔的家庭共同建立了这个农场—火鸡不需要知道你是哪个民族，它们只需要食物和水。”
突然，哈里斯把镜头转向窗外，展示着一片混乱景象：“昨晚，不明身份者切断了围栏电源，放走了三百只即将出栏的火鸡。这些火鸡跑到雷区警告标志附近，已有两只触发残留地雷孩子们上学路上看到了残骸。”
包德发凝视着画面—现代化的养殖笼外，是挂着警示牌的田野，远处山脊上还能看到废弃的碉堡。“当食物生产发生在未愈合的伤痕上，”他轻声说，“喂养就变成了复杂的修复。”
包德发抵达维索科时，十一月的巴尔干寒风正从狄纳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席卷而下。农场位于萨拉热窝西北四十公里处，坐落在曾经的交战线上—一边是波斯尼亚克族村庄，另一边是塞尔维亚族社区。
主养殖厂房由欧盟战后重建基金建造，但建材明显混合：新的钢梁与从废墟中回收的木材共存。哈桑诺维奇—一位戴着头巾的波斯尼亚克族女性—正蹲在水泥地上检查一只腿部畸形的小火鸡。
“这是‘波斯尼亚青铜’，我们战前就有的传统品种，”阿米拉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坚韧，“战争期间几乎灭绝，我们通过基因库恢复了小部分种群。但市场需求是‘大胸白’，所以我们主要养殖工业品种。”
厂房内的空气潮湿，混合着饲料和消毒水气味。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照片：1995年，这片土地上不是养殖笼，而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临时帐篷。
米洛什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背景是同一片土地上的老式农场：“这是我祖父，1967年。那时我们养火鸡、种李子、酿rakija（水果白兰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都来参加感恩节前的市集。
农场档案室里，历史以痛苦的方式分层。哈里斯翻开一本被烟熏过的记录本：“这是我父亲1992年的记录——‘9月15日，最后三只火鸡，给伤员补身体’。后面空白了三年。1996年的第一笔记录是‘4月8日，欧盟送来第一批雏鸡，二十只’。”
哈里斯的手指抚过这些字迹：“我父亲记得战前农场里每只火鸡的名字，我给它们编号，因为数量太多，也因为记住名字意味着可能再次失去。”
那天下午，冲突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不是动物保护者，而是当地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举着“不要混合经济”的标语在农场外抗议。他们声称多民族合作农场是“人为的兄弟情谊”，违背“自然社区秩序”。
抗议者中有一位老人，他突然走向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儿子死在这片地里。现在你们在这里养火鸡赚钱？”
哈里斯走出农场大门，在众人注视下平静回应：“我父亲也死在这里。但他说过，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这片土地上学会仇恨，那我们就白白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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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农场的三位创始人—塞尔维亚族的米洛什、克罗地亚族的卢卡、波斯尼亚克族的哈里斯—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瓶未开封的rakija。墙上挂着他们2002年建厂时的合影，背后写着三种语言的“和平从餐桌上开始”。
农场边缘有一座半毁的石屋，屋顶塌了一半，墙上弹孔密布。这是哈里斯家族战前的住宅，1993年被炮火击中后废弃。包德发选择这里作为“和解静修所”。卢卡起初反对：“那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甚至可能有未爆炸的弹药。”
但包德发坚持。工人们用三天时间清理了石屋，小心保留了战争的痕迹—弹孔用透明树脂填充而非遮盖，烧焦的房梁保留在原位。他们发现墙体内封存的旧物：一只儿童鞋、一本被烧掉一半的《古兰经》、一个东正教圣像碎片。
第一个夜晚，米洛什带着一盏煤油灯悄悄前来。这位在战前是无神论者、战后重归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进门后犹豫片刻，最终对着那个发现的圣像碎片画了十字。
“我妻子说，我们在这里工作是对死者的不敬，”米洛什的声音在石屋的废墟中回荡，“但我想，也许养火鸡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