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好。只是当我操作生产线时，我在想，我们只是在把一种暴力（战争）换成另一种暴力（工业化养殖）吗？”
包德发没有立即回答。他从附近山上采集了野生鼠尾草和百里香，混合着从三个不同族裔家庭花园里取来的土壤—分别来自波斯尼亚克族家庭的庭院、塞尔维亚族家庭的后院、克罗地亚族家庭的菜园。点燃后，石屋里弥漫起一种复杂的香气：土地的、记忆的、创伤与希望交织的气息。
“听听风穿过弹孔的声音，”良久，包德发说，“这些墙壁记得战前的婚礼、战争时的避难、战后的沉默。现在，它们将见证新的选择：是重复暴力的循环，还是创造尊重的循环？”
第三晚，阿米拉兽医带着一份研究报告前来。“我联系了萨拉热窝大学农学院，”她的眼睛闪烁着学者的光芒，“研究发现，我们当地的‘波斯尼亚青铜’火鸡，虽然生长慢，但对本地气候和疾病的抵抗力比工业品种高60。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记忆—能记住放养区的地形，甚至能辨认不同的饲养员。”
她翻开研究报告，里面附有老人们的口述记录：“战前，这种火鸡会在秋天自行飞到果园吃掉落水果，肉里有李子和苹果的香味。这是一种与土地共生的火鸡，不是工厂产品。”
消息开始在农场工人中悄然传播。这些来自三个不同民族、有些人的家人曾互相厮杀的工人们，开始观察火鸡的行为。他们注意到，当火鸡紧张时，所有品种都会发出相似的警示声；当它们舒适时，会发出相似的咕噜声。
“你看，火鸡不知道民族，”一位克罗地亚族工人对塞尔维亚族同事说，“它们只分安全与危险。”
但转型的压力迅速显现。农场经理—一位来自德国的欧盟派驻专家—冲进石屋：“你们在搞民族和解工作坊吗？看看这些数据！转型为传统品种养殖，头两年我们会亏损至少50！欧盟的资助是基于经济效益，不是社会实验！”
包德发从石屋的弹孔望向外面的养殖场和远处的墓地。“施密特先生，”他平静地说，“您知道波黑战后重建的总投入吗？超过150亿欧元。而您知道波黑目前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吗？也许，真正的重建不是修复建筑，而是修复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食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感恩节前六周，风暴以波黑特有的复杂方式袭来。
先是萨拉热窝报纸《解放报》刊登了调查报道《和平火鸡还是战争利润？》，质疑多民族合作农场是否只是“表演性的和解”。文章引用了一位民族主义政治家的话：“共同养火鸡不能让死者复生，只会让生者忘记。”
接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组合出现了：塞尔维亚族极端组织“圣乔治骑士”和波斯尼亚克族保守团体“纯洁卫士”罕见地联合抗议，理由不同但目标一致—前者认为农场“玷污了塞尔维亚烈士的土地”，后者认为“工业化养殖违背伊斯兰对动物的仁慈教导”。
经济打击接踵而至：克罗地亚的连锁超市以“避免民族关系敏感”为由暂停订单；塞尔维亚的批发商要求“提供农场员工民族比例证明”；欧盟驻波黑办事处发来质询函，要求解释“社会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平衡”。
最沉重的打击来自内部。卢卡—克罗地亚族创始人—接到老家村里的电话：“他们说你是在和杀害我们亲人的凶手合作赚钱。”他的妻子收拾行李带着孩子暂时回了娘家。
感恩节前四周，农场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三位创始人—哈里斯、米洛什、卢卡—面对面坐着，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他们之间不仅放着财务报表，还放着各自社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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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太天真了，”卢卡打破沉默，“也许在这片土地上，一起赚钱比一起流血容易不了多少。”
那天晚上，在包德发的陪同下，哈里斯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而是在农场入口处用三种语言竖起了告示牌：
“维索科火鸡农场公开对话日
11月10日
面对过去，喂养未来
所有声音都被欢迎—包括批评者”
媒体从各地涌来：萨拉热窝的、贝尔格莱德的、萨格勒布的，甚至维也纳和布鲁塞尔的记者。
开放日当天，哈里斯做了三件令人震撼的事：
第一，他公开了父亲战前、战时、战后的三本记录，并列展示。
第二，他带领所有人—记者、抗议者、村民——参观整个农场，包括弹孔石屋，不回避任何问题。
第三，在直播镜头前，他用三种语言说出了同样的话：“在这片流过太多鲜血的土地上，我们选择养育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如果这被称为天真，那么我们选择天真。”
当晚，意想不到的转折发生了。
一位塞尔维亚族抗议者中的老人—正是早些时候说“我儿子死在这里”的那位—请求私下见面。他带来了一张泛黄的照片：1978年，年轻的他和哈里斯的父亲在同一个农场合影，中间是一只巨大的火鸡。
“你父亲救过我弟弟的命